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的思考——以法院调解为视角

能动司法语境下的大调解是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针对当前出现的矛盾纠纷多元化的特征而提出的司法新策略,诉调对接机制的提出符合当前纠纷解决多元化的新趋势。法院调解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进一步对审前调解、诉讼调解以及执行调解的具体诉讼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加快相关制度建设,使调解与诉讼充分衔接,不断挖掘能动司法的合理因素,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     

论行政调解——以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为视角

与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相比较,作为行政解纷机制基本内核的行政调解具有便利、高效、经济等优势;正视行政调解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激活其化解社会矛盾之机能、加快行政调解立法之进程,不仅是中国行政改革应当考量的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关照的课题。     

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研究

在司法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成为一个热点议题,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具有非讼性、合意性、简便快捷性、严谨性等特点。它有增强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效力,为强制执行提供依据;促进民事调解制度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维护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衔接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促进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与健全等功能。充分了解司法确认机制在实践中的运行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与问题对于更好地发挥该程序的功能、体现其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专解“死”疙瘩的矛盾调处中心

江苏沐阳县耿圩镇近年来围绕“调解小纠纷,助矛盾化解;处理小事故,创平安和谐”这一目标,进一步理顺调解工作关系,在2008年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公安、司法、民政、信访等部门为成员的社会矛盾调处服务中心,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会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挑战与进路

人民调解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而 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纠纷主体多元化,矛盾冲突复杂化,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制度优势,还需更新调解理念,引入“增值型调解”和“服务型调解”,加快推进调解员的职业化建设,以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代替司法确认制度,并提供充分的人、财、物保障。     

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成功经验的总结,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该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它对于及时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法院调解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司法实践需要,暴露出该制度的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该制度作用的发挥。本文剖析了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并提出了改革的设想。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价值探析——以凉山彝族民间调解为例

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这里从古至今活跃着被称作"德古"的特殊职业群体。德古运用习惯法和判例解决凉山彝族地区大量的民事纠纷。他们为凉山地区化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和稳定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文章从解析彝族德古的特征、彝族德古现当代的状况入手,研究德古在民间调解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古是维护彝区社会稳定、促进彝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本土资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是彝区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必要环节。     

社会和谐的路径探索——以齐贤“大调解”为例

绍兴县齐贤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齐贤"大调解"在整合调解资源,创新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的调解机制,提高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等方面,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解机制的构建带来很多有益启示.     

藏区民间调解存在的困境及脱困路径研究--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为例

在国家推行依法治理、源头治理以及构建法治社会的背景下,藏区防控矛盾纠纷的民间调解经由何种路径臻达法治化轨迹且与国家法律渐趋调适,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以青海果洛藏区"斯巴"调解为切入点,通过调研"斯巴"调解的现状发现,社会转型时期因调解员文化素养偏低难以应对新型纠纷、调解纠纷时情理与法律理解适用上错位以及网络调解平台使用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建议从人员准入、过程防控、结果认定方面着手,建构依据纠纷类型聘人的"1+N"人员准入标准、"多元一体"普法模式、以村规民约规范调解依据、调解结果"准司法确认"审查机制以及完善网络平台保障机制的多元路径,使藏区民间调解在藏区法治化进程中日臻完善,进而助推藏区法治社会建设。     

以法律援助为载体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2009年底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司法救济制度,与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关系密切。以法律援助为载体,积极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发挥法律援助在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     

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经济法律规范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内涵模糊不清,公共利益的归属主体与代表主体混为一谈。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经济法不可能对公共利益给出一个定式的界定。经济法的功能在于维护权利和控制权力滥用。因此,不论社会如何变迁,经济法只要秉承经济宪政的理念,明确经济法维权与控权的目的,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看作公共利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并维护和促进其发展与实现,这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恐惧与信任：利维坦的正反面

本文认为公民对利维坦司法之剑的“恐惧”不是公民社会稳定存续的充分条件。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反作用于“恐惧之统治”的“信任”,对于稳定、持久的公民社会的存续具有重大的意义。信任的建立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模式具有了某种确定性,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理性就能发挥作用。理性作用的发挥和由此带来的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人类倚靠理性能力、抑制激情主导的倾向。信任藉由“提高人类禀赋中理性的作用”这一途径,实现对于人性的改造,进而改变人类的行为模式,并最终达到维护公民社会存续的效果。     

法院调解的存在逻辑与功能分析——以陕西省某市A区法院为实证考察

从清代和陕甘宁边区两种不同的案件案件调解模式来看,其背后成因是司法环境的改变。当代中国的司法环境为面子社会里的人情往来、差序格局下的私人道德、社会失范后的信仰缺失、权力体系内的司法弱小和乡土中国中的法律真空,这使得法院调解在现阶段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结合对陕西省某市A区法院的实证研究,借鉴棚濑孝雄的过程分析,可以发现法院调解在解决观念型、心理型、"熟人社会"型、矛盾激化型纠纷以及弥补司法能力不足方面,相比于正式审判制度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但是法院调解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弊端也有待进一步规范。     

谈如何完善“无逮捕必要”条件适用

对于"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捕,这是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依法行使侦查监督职能,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有效的手段之一。需要准确理解"无逮捕必要"的条件以及对现行《刑诉法》修改完善,以便在审查逮捕案件时,准确把握"无逮捕必要"这一重要条件,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使逮捕成为维护公民人身自由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障人权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之间的杠杆。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裁判解释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在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进行估量后,确认和保护哪一方利益的一种裁判方法。司法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通过利益衡量方法对冲突的利益进行确认、评估、限制和保护,以化解社会矛盾,调处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利益衡量的前提和基本出发点,是“司法为民”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现。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利益衡量不可逾越的一条底线,是司法裁判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根本保障。     

创新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助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徐州人民调解样本”为研究视角

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既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又要根据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和人民调解中存在的新问题,不断更新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整合系统资源,做好信息研判,强化矛盾调解,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深化舆论宣传,全面推进"矛盾纠纷调解网格化建设",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达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的效果,不断拓展人民调解的领域和空间,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大局服务。     

论社会公民权的保障——以国家义务的适当承担为出发点

社会福利制度与公民权的结合便形成社会公民权。社会公民权之目的是确保一定的福利水平，使公民过上一种“文明化的生活”。而国家一般通过宪法等形式来确认社会公民权。公民与国家在社会公民权方面的争议可通过社会公民权的适当限制、理性的公众参与以及相应的司法救济予以解决。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深圳X环境园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我国社会管理的重要创新举措,也是在社会转型期消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手段.目前,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深度理论探索较少,各地评估实践存在程序僵化、评估形式化等缺陷.为此,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将公民参与作为分析维度,解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从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方法、风险应对4个方面,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民参与的作用机制以及现实意义进行挖掘.得出公民参与长效机制构建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矛盾化解效应得以提升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以此提出对现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改进建议.     

科学发展观与“调解优先”理念的思考

论文深入探讨了社会转型期司法所推出的调解优先理念的内涵,认为调解和判决何者优先我国经历过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而主张"调解优先"理念却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具有契合性。论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例,具体分析了"调解优先"理念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和法院的制度设计合理地相结合并得以应用,针对学界、司法界对于调解优先所提出的质疑,作者就调解优先是否偏离了法治,调解优先是否意味着调解万能,调解优先与司法职业化是否相矛盾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