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逻辑思想浅析

《论语》逻辑思想浅析杨树森近些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专家们对“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研究较多，但多限于对孔子“正名”逻辑思想的理论意义及其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影响的探讨。笔者认为，“正名”理论确实是孔子逻辑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孔子的逻辑思想不限于“正...     

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逻辑进路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对百年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华民族主心骨的真诚期望。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探寻“民主新路”,到习近平擘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宏伟蓝图，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懈努力相继找寻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和自我革命，并持续将这“两个答案”深深熔铸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以非凡勇气和毅力完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功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新形势新任务下，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是要在道路逻辑中探寻“中国模式”、在理论逻辑中贯通“中国思想”、在制度逻辑中体现“中国之治”、在文化逻辑中彰显“中国气派”,从而更好地在坚守初心使命、巩固长期执政地位中充分展现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辉前景。     

中国制度的内在逻辑和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制度支撑和制度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深蕴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蕴着“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深蕴着“改革性”与“定型化”的有机统一，在勇于自我革命、逐步定型优化中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深蕴着“传承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在传承中华文明、包容世界文明中彰显着独特的制度优势。     

孔子“正名”思想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影响

孔子“正名”思想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影响杨树森“名”是中国古代逻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名实”问题是先秦诸子争论最激烈的逻辑问题。“名”作为逻辑范畴，最先是由谁提出来的呢？《礼记·祭法》有“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的记载，而黄帝只是上古神话传...     

“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动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顷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门把邓所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②。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家》的第一篇即为《邓折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孟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人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

论荀况的“谈说之术”崔清田荀况是重视“辩”的思想家。他甚至认为“辩”是做君子与诚士的一个基本条件，因而响亮地提出了“君子必辩”，同时也研究了“辩”的种种问题。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荀况论“辩”的思想一直被视为挖掘与整理逻辑（传统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存在...     

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拒斥“名辩逻辑”

自梁启超于 2 0世纪初在诸子学领域开创“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研究风尚以来 ,西方逻辑便成了我国“名辩”研究的最重要工具 ,“名辩”也因此而变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时至今日 ,“名辩即是逻辑” ,在许多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看来 ,似乎已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 ,如果对一百年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作一实事求是的反思 ,我们就不难看出 ,所谓的“名辩逻辑” ,不过是2 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 ,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我国古代有对名、辩的研究之实 ,而无“名学”、“辩学”之称 ,更无“名辩逻辑”…     

中原学“学脉”的三重逻辑研究

中原学“学脉”的思想渊源经历了古代中国思想史上五次重大思想变迁的影响，以及近代的“中体西用”和现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理路。本文总结归纳了中原学“学脉”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回顾了中原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中原学的理论变迁，阐释了中原学的时代价值，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原崛起和河南振兴意义深远。     

中国古代有逻辑论

本文不同意“中国古代无逻辑论” ,主张“中国古代有逻辑论”。主要论证中国古代逻辑的存在及其特殊性、普遍性 ,及其与外国逻辑的相同点、不同点     

论辩逻辑的复兴与创新

逻辑学在古代社会丰富而激烈的论辩和争鸣中产生。古代三大逻辑──印度的正理论和因明、中国的名辩学、希腊的逻辑──或属论辩逻辑类型，或有浓重的论辩逻辑色彩，或部分属于论辩逻辑。但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论辩逐渐衰落。到了近代和现代，推理的逻辑成为主流。现代逻辑主要是数理逻辑，其特点是用形式化的方法研究推理，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学界一直关注“形式逻辑现代化”、“逻辑课程的现代化”、“普通逻辑教材的改革和现代化”等问题，提出了若干改革方案，展示了不少改革成果。然而，也出现了偏向：…     

积极财政政策：中国实践的新逻辑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同于传统的西方宏观财政政策逻辑，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重大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创新。尽管“凯恩斯传统”和“非凯恩斯传统”观点差异很大，但其政策基本目标和方法论基础大致相同，构成了传统的西方宏观财政政策逻辑。当前，这一逻辑面临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而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恢复供求平衡和潜在增长水平的同时，更注重提升未来潜在增长率，实现了由西方传统逻辑到新逻辑的转变。需要强调的是，在新逻辑下，形成财政政策新范式需要重新认识财政赤字的性质与合理规模、政府债务的作用及风险衡量标准、减税降费的空间及作用、需求管理的方式和重心、政策成本和效率等基本范畴。     

逻辑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一、问题的提出在逻辑史研究与逻辑的比较研究中，诸多中外学者早就注意到不同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逻辑有共同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沈有鼎所著《墨经的逻辑学》一书的“结论”是很简短的，但在这十分简短的“结论”中，却有一大段文字被用来讨论具有人类共同性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在中国的表现方式的特质。他说：“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和逻辑形式是没有民族性也没有阶级性的。但作为思维的直接现实的有声语言则虽没有阶级性，却是有民族性的。中国语言的特性就制约着人类共同具有的思维规律和形式在中国语言中所取得的表现方式的特质，这…     

“美丽中国”何以可能?——基于资本逻辑语境的阐释

“美丽中国”何以可能?这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将这一理论议题置于资本逻辑的语境中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二者存在深刻的辩证关联:资本全球化及其生态后果是“美丽中国”命题得以凸显的基本历史语境与历史前提;资本自我扬弃所带来的生态逻辑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现实依据与动力支持,驾驭资本的生态逻辑是实现“美丽中国”的现实路径.辨析“美丽中国”与资本逻辑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澄清在二者关系问题上存在的“拒斥论”和“一致论”的片面认识,从而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孔子与邓析孰先孰后

孔子与邓析孰先孰后杨树森国内已出的中国逻辑史专著多认为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邓析而不是孔子，其重要论据之一是“邓析的年代略前于孔子。”（温公顾《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０页）笔者认为，“邓析前于孔子”说是缺乏根据的。按孔子和邓析均...     

高扬“逻先生”旗帜振兴中华逻辑事业——“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述评

2006年10月28日至30日，“第二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国逻辑学会及江苏省逻辑学会联合主办、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承办、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与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协办。这是继2002年6月在台湾大学召开“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后的第二次两岸三地逻辑学盛会。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理论逻辑与实施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的安排部署，蕴含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体化推进三者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深层逻辑。聚焦理论与实践结合逻辑、上位与下位兼顾逻辑、工作与事业统筹逻辑的分析阐释，揭示出三者“以教育为基础、以科技为动力、以人才为主体”的三位一体三角协调关系，是三者一体化推进的逻辑基点。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需要针对“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人才的主体性支撑、科技的动力源助推”,坚持“走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驱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     

中国电影产业与资本有机融合的新阶段、新构成与新取向——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

中国电影产业以其“高质量发展”和“建成电影强国”昭示了自身的发展路径与行为目标。这个过程是在电影产业与资本逻辑紧密融合的证券化阶段进行的，其显著特点是上市影企已经与资本市场完全融为一体，双方之间融合的紧密性、多样性与复杂性蕴涵着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充分彰显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显著优势的关键所在。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大维度入手，梳理与把握好呈现出的新阶段、新构成与新取向，对于实现产业与资本的有机融合与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中国哲学的深层结构和方法论意蕴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是长期困扰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中国哲学的深层结构的逻辑分析入手,对“神秘主义方法”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定位分析可以发现:“神秘主义方法”不仅不排斥“逻辑分析方法”,而且是以“逻辑分析方法”为基础的.尽管“神秘主义方法”拒绝对以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为表征的意义世界或境界进行逻辑分析,但其本身就是逻辑分析的结果,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进入“神秘主义方法”所指示的以本原、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为表征的意义世界或境界.“神秘主义方法”作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特质的原创建构,以逻辑分析方法为基础,主要体现在何为“道”、如何“得道”、所得之“道”如何说和如何对待这些关于“道”的言说四个问题或方面.而这四个问题或方面则不仅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深层结构,而且构成了“神秘主义方法”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以“人的解放”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它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就是“人的解放”进程的逻辑。它们直面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在理论上创造性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中,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分别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前后继承又各有区别的“三次飞跃”,形成“人的解放”进程的逻辑;其理论呼应和表达了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其实践又激发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生动地绘制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墨辩对谬误的辨析

体现中国古代逻辑最高成就的墨辩逻辑，是在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对“辩”的探究中，宣传和论证自己的主张，辨析和批驳论敌的谬误，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独具特色的逻辑思想，形成了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因明学相媲美的逻辑体系。墨辩对谬误的辨析在它的逻辑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