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自由”本体论

康德通过实践理性对自由的假设确立了自由的本体论意义,形而上学的性质发生了由“实在”（认识论的）向“理想”（价值论的）的转变。康德变革形而上学的传统而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成为道德形而上学唯一能够由实践理性论证的本体论范畴,纯粹哲学的自由本体论是有限的本体论。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果就是：一方面论定了人类理性的有限,另一方面辨护了宗教信仰合理。之后的黑格尔通过辨证法赋予理性以无限的能力,完成了整个形而上学彻底地哲学本体论的任务,与此同时,自由本体也消融于“绝对理念”的哲学本体论。马克思在对德国思辨哲学唯心主义宗教倾向的彻底批判中,在继承康德自由本体思想的同时,找到了人的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社会实践批判,从而彻底摆脱了自我异化对宗教的虚假的依附关系,自由本体就得以在真正人道主义的意义上确立、完成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哈贝马斯对康德伦理学的继承和超越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从理性到交往理性.他们都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道德的普遍性原则,但康德的理性是个体理性,而哈贝马斯则在语言哲学的范式里建立了交往理性.其次,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这突出体现在"自我同一性"问题上.在哈贝马斯那里,自我同一性已不再是康德式的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彼此承认和相互认同关系.再次,从先验性到程序性.康德用先验性的理性来证明道德的普遍性.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是任何商谈、论证都必须满足的合理程序,是一个程序性的概念.     

论康德哲学中的颠覆与回归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康德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他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颠覆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将认识对象依据认识主体而转移的思维模式确立下来，使以往独立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依附于一种主体性的理论，开辟了先验认识的道路。这一颠覆，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面貌。颠覆亦是理性的一种回归，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依其职能各司其职...     

康德目的性原理的价值探讨

康德的目的性原理指明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把合目的性看作是合规律性的必然结果。在康德的目的论体系中,不仅指出了理性这一有别于动物的人的特质,而且论证了具有理性的人是“最终目的”这个结论。康德的人是宇宙的中心或目的的哲学论证,从本体论意义上是不能成立的,但从人学或价值论意义上是有巨大意义的,其对于理解现时代人的问题尤其是理解“人类中心主义”,解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先验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政治设计——康德法权思想研究述评

康德以先验哲学的方式对传统自然法和契约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探寻政治合法性的根据并提出了＂法治国家＂和＂永久和平＂的理念。通过对已有关于康德法权思想的理解路径、具体内容以及意义和局限的分析,探究康德所提出的＂现代政治设计＂模式的价值与问题,即在他自身不可避免的二元形式主义倾向中论证作为理念的国家的正义之所在;建构起来的政治系统应该对每一理性个体的外在自由实行平等的约束和保护、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论康德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影响——兼谈哲学史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启发意义

康德的道德哲学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罗尔斯证明正义原则的纯粹程序正义方法正是对康德定言命令程序的运用与发挥。其次,罗尔斯正义论的人性论基础,即自由平等的人的理念,来源于康德通过定言命令的目的公式和自律公式所表达出来的理性存在者的概念。最后,罗尔斯正当与善一致的论证以康德德福一致的论证为原型,这两个论证的结构体现了康德与罗尔斯所共享的正当优先于善的理论模式。康德对罗尔斯的深刻影响表明:哲学史作为启发当代哲学思考的源泉,具有重要意义。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康德崇高论的主体性思想

主体性思想是康德批判哲学和美学的精髓和灵魂。康德的崇高论尤其突出了主体的价值,侧重于主体理性力量的张扬和内在道德精神的唤醒,并充分肯定了主体在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中的主导作用。     

试论康德对道德主体的规定

对道德主体的规定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康德通过普遍化论证策略的运用,把道德哲学的根据莫定在"理性事实"的基础之上,在不同的著作中从各个方面对道德主体进行了规定.本文试图在梳理康德论证思路的同时,从中发现一些相关的特点和问题,进而对康德哲学中道德主体所呈现出的特点进行分析.     

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批判,他的主要论据是：“是（存在）”（Sein）和“存有”（Dasein）分别是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而本体论证明错误地混淆了这两类谓词。康德的批判表明科学无法解决超验的上帝问题,知识的有效性应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而这为道德与信仰保留了空间,开启了道德神学的可能性。道德神学基于道德的必然要求,在主观确信的意义上证明了上帝的实存。从思辨神学到道德神学的转换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旨趣：哲学的目标在于为人类的福利和尊严奠定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限制科学的适用范围,在知识和信仰之间保持适宜的张力。康德哲学对当代哲学探讨的启示是：我们有必要对一切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主张保持警惕。     

公正作为德性——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探析

德性就是品质。亚里士多德把公正德性定义为公正品质,认为它是公民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事情的品质。公正德性是一种个体德性,但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德性,因此可以称之为“非个体的个体德性”。把公正解释为介于纯粹利他主义和纯粹利己主义之间的品德是错误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视正义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亚里士多德作为德性的公正提出挑战,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器官移植伦理原则初探

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是器官移植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生命伦理观念交叉的产物。器官移植伦理研究以器官移植的理性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以生命伦理学利益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为理论依据,从人类发展的自身利益出发对器官移植进行理性思考,从哲学的高度,考察器官移植的道德价值;从社会公平与正义出发,讨论人体器官这种稀有资源的收集、分配问题;探讨器官移植实施过程中社会、医疗组织、医务人员的道德责任等。器官移植伦理研究既客观反映社会对器官移植技术使用进行控制的要求,又为这门新的医学技术的发展清除伦理障碍。     

当代西方技术政治伦理之争及其走向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在技术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右派学者坚持从自由概念出发,把技术看做是与政治伦理无涉的工具或手段,并常常为技术发展设计一种美好的未来;左派知识分子则从平等概念出发,认为技术是一种政治伦理偏好,并可以纳入政治伦理批判之中。但这两种不同政治主张应该被看做是可以互补的。这种互相建构关系意味着在不否认右派学者对技术给予的热情希望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左派学者观点去发现技术带给人们的某些负面效应,然后通过重塑技术发展方式赋予技术以公正、民主、生态和效率等社会内容,以便推动技术可持续发展。     

先秦儒家的富贵道义观与市场经济伦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并把某些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归结为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其实,儒家思想虽有重义轻利的一面,也有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和相信财富作为道德完美的一种普遍手段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在先秦儒家那里。本文从分析先秦儒家富贵道义观提出的时代背景和人性基础出发,对先秦儒家的富贵道义观进行初步分析,意在为我国市场经济伦理的确立提供传统资源。     

“两型社会”视域中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

目前,国内相关的环境伦理理论主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相对弱化了伦理之于实践的现实意义。面对环境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正义在环境保护中的价值,正义是人们面临有限资源与环境危机的现实情景下的必然道德选择,是主体对环境权利诉求与资源分配中的基本伦理原则。环境正义的观点带动了环境伦理学的研究转向,使得环境伦理学从对抽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转向对人类社会中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关注。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关注环境问题是对正义理论的延伸,为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融入了伦理的考量,提供了新的伦理维度。     

论优良的传统伦理原则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尊重、公平、关怀、诚信等,自古以来是我国的重要伦理原则,为古代的儒家代表人物所推崇和施行。这些伦理原则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仍须认真坚持“尊重、公平、关怀、和诚信”等伦理原则。     

伦理视阈下的第三次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具有其独特的伦理意蕴,以公平与和谐的追求为伦理价值,以仁爱与责任为伦理基础,以道德的培育和制度的完善为伦理保障,使社会的收入分配,在市场调节和政府主导之外,通过社会力量的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慈善捐助形式,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逆向转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别、促进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对辛格动物解放论的理性反思

彼得.辛格以功利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要求把用于人类的道德关怀平等地扩展到动物,以实现动物的解放。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辛格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理论,如以苦乐感知能力为标准对生命进行划界,论证全体人类应该素食,对生命的内在价值按意识的发达程度划分等级,等等。但是,辛格的理论和论证过程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其结果不仅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还会对人类造成较大的伤害,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学的目标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以环境问题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其目标应当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原因在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公正、平等的道德规范;可持续发展逻辑地包含着人类应当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含义;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     

环境正义实现的主体维度

环境正义力图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冲突在人类自身中予以解决,它包含人与自然的种际正义、当代人之间的代内正义与当代跟后代之间的代际正义三个维度,要实现环境正义,人类需要形成自觉的类意识、自律的群体意识,以及自觉、自律、自由的个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