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仙诗与音乐关系探析——以乐府游仙诗的生成为考察中心

学界对于游仙诗的考察多关注其与社会思潮的关系,而忽略游仙诗与音乐的关系.游仙诗中,乐府游仙诗最先繁荣,且乐府游仙诗与魏晋相和大曲中具有游仙风格的“引曲”和“送声”关系密切.而笙、箫、琴、瑟等乐器所演奏出的舒缓柔和的音乐风格对游仙诗的文字风格以及文学想象均有直接影响,尤其以笙、箫的影响最为显著.游仙诗中笙、箫意象的频繁出现以及“音乐游仙诗”这一特色鲜明的分支的存在,都体现了游仙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先唐游仙诗仙术意象研究

仙术意象在先唐游仙诗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服食术、行气导引术、房中术、飞行术、占卜术、尸解术等仙术在营造出游仙诗浓浓仙意的同时,也构成了游仙诗重要的文化密码。这些仙术意象频繁出现于游仙诗之缘起、准备、过程与归结等不同结构板块中,承担着不同的文本功能。剖析仙术的文化本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绝路诗人求生的幻境──白居易咏病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绝路诗人求生的幻境──白居易咏病诗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孙立峰中国古代的诗歌类型繁多，如乐府古诗、七言律诗、五言律诗、招隐诗、游仙诗、宫体诗、讽谕诗和悼亡诗等等。但是，中国古代诗坛也有一种被文人雅士的评说不屑一顾的诗体──咏病诗，它从来都被那些自诩忧天忧民...     

唐代游仙诗的世俗化及其成因

游仙诗反映了人之为人的超越维度 ,究实质包涵进入仙境和死亡再生两个命题。随着道教的产生 ,游仙诗逐渐走上世俗。其原因有三 :其一是社会巨变中唐社会风气的影响使游仙诗走向世俗。其二是六朝与仙小说的影响将遇仙世俗为遇艳。其三是受长生可致思想的影响 ,道教将获致长生世俗化为炼丹保命     

汉魏六朝仙道诗比较研究

本文从结构模块、叙述视角、表现手法入手,对汉魏六朝仙道题材诗歌进行了比较研究,剖析了步虚词、仙真诗、拟仙诗与游仙诗之间的亲缘关系,以期能从作品群、类型群的角度,揭示汉魏六朝文学样式间的深层关系。     

论唐前秦岭诗歌

秦岭承载了丰富的文学艺术内涵。将秦岭与唐朝以前的诗歌相联系,按照诗歌作品创作的时间先后以及这些作品在中国诗歌史中的意义,从"《诗经》中的南山、终南山诗篇""乐府中的南山歌诗""汉魏六朝文人诗中的南山及南山意象""商山与我国第一首隐逸诗""太华山与汉魏六朝游仙诗""北朝时期的终南山唱和诗"等六个方面展开,旨在说明秦岭山脉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现代诗歌的“难懂”及其解读的“钥匙”

“难懂”是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内容,也是诗歌的本体追求之一.诗歌的“难懂”延缓与拉长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造成了诗歌的多义性,同时也成就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开放性.“难懂”的现代诗歌已经构成当下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当代诗歌最应值得重视的书写形式,它丰富、深化着现代人对自我、世界的存在性反思与主体建构.唯有尊重现代诗歌的“难懂”品质,我们才有可能在“难懂”的诗学基础上展开对现代诗歌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将推动当下汉语诗歌的积极书写.而读者对诗歌的表现形式的适当了解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诗歌——现代之维上的当代诗歌.     

唐前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江南

在唐前的历史地理中，“江南”通常是以楚国为背景，指的是长江中游的南方地区。直到东汉末年，“江南”才开始较多地指称长江下游的南方地区。这时候北方人对江南的认知是瘴厉横行、刀耕火种的落后区域，而在生活中，江南也是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但在诗歌地理中，“江南”很早就指称今江浙一带，轻松愉悦的江南民歌改变了文人对江南的想象。东晋南渡以后，以浙东山区、浔阳乡村和江汉水乡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进入诗歌并成为审美对象。美丽多情的水乡女子、轻快活泼的采莲场面、奇峭疏朗的山水景观和宁静闲适的田园风光构成了诗歌江南的一些经典意象。     

后起的蔡邕与文人诗“前史”的成立

唐前与清代材料描述的建安以前诗歌史从纷乱变得整齐，蔡邕是“前史”成立的关键。蔡邕的诗人身份日渐重要是其进入诗史的基础，身份转变又倚赖诗作的发掘。明代增续《文选》、编纂总集和别集的活动中，《翠鸟》《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经由不同路径被统一划归为蔡邕的代表作。这些性质、旨趣各异的文学活动基于文献的递承利用，拼接出有关蔡邕诗歌的知识，进而孕育他的诗史评价，这是推动文人诗“前史”成立的基本机制。蔡邕的诗人身份能被认可，与其诗歌在汉晋之间具有一定影响相关，这是“前史”成立的内在潜力。     

论诗意的主观构拟性

一在本文开始之前,我必须首先申明:诗歌不是一种存在。即使在诗人的精神世界中,也没有既定的诗歌形态存在,诗歌是诗人创造的结果。当诗歌没有被创造之前,它只是一些艺术的元素,艺术元素与艺术元素之间可能是毫不相关的内容。我们所说的“诗意”,如果放在诗歌的创造过程中来看待,应当是一个完成性的概念,它是与确定了的诗歌内容不可分割的。那么诗意的创造是诗人主观构拟的结果,它与客观现实世界有着天然的相悖性。作为一种文学文体,诗歌的主观构拟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个性,它有着比小说更激进的创造可能,小说在虚构中更重视反映生活的逻辑,而诗…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ay of Life of Adolescents

The way of life, intentions, and values of the adolescents of Russia have been written about extensively both in the mass publications and in specialized youth journals. For the most part, these writings have to do with a group that is not very large—the young people of the capital city, who have considerabl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than their peers elsewhere in Russia and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world trends in music, fashions, and cinema. An article was published last year that described the plan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upper-grade students of schools in Moscow. The present article continues the topic, analyzing generat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The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findings of an all-Russian survey which was conducted by the All-Russian Center for Public-Opinion Research in June 1998 among adolescents between the ages of sixteen and nineteen; 419 people were survey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