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举业教育中的苏文选本

苏文选本的举业功能源于苏文自身特点与明代科举文体的契合,它被广泛用作举业读本是明代举业教育的合理选择.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之时,举业教育所使用的文学读本也依然主要是苏文选本.但是,由于唐宋文在明代宗派语境中的地位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作为举业读本的苏文选本也相应地经历了从七子时代隐密私传到晚明时代公开热销的过程.苏文选本在明代举业教育中的长期流行增强了举业教育的趣味性和审美性,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应试教育对文学产生的负面影响.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论明代书院心学化

中国古代书院在明代再一次得以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代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大力兴办书院,以书院为发展与传播他们思想的阵地。心学在书院中活跃,并上升为主流思想。无论祭祀、讲学或藏书,明代书院心学化趋势明显。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书院藏书综观

明代书院藏书虽然并无盛势,但一些特色和创新之处,多有肯定的地方,在我国古代书院藏书史上也值得称道.明代书院藏书规模虽小,但地域分布广泛,藏书多注重实用,书院刻书以丰富藏书,编制院藏书目,等等,都对推进藏书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明代书院藏书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出现了较为正规的图书管理条例,涉及图书的收藏、修正、保管、借阅等方面,确保了书院藏书功能的有效发挥.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宋代书院重视科举文学教育。以家族书院为代表的私立书院以科举文学教育为旨归,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讲学式书院以传道为己任,然不排斥科举。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学规、语录讲义及教材等方面具有鲜明体现,对文学和书院的发展各有利弊。     

章程：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为使清代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清代书院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对山长选聘、生徒甄别和经费资助等书院活动进行严格的规范,使其能满足书院培养科举人才的教育目标。因此,章程既是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实现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明代“举业”与“圣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弥合——以王阳明“立诚”思想为中心

在明代,科举与程朱理学的紧密结合及其制度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使当时的学风世情、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人们对“举业”与“圣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论说,形成了各种观点。科举之路的日益艰辛与成功之后的种种诱惑,让那些研读“圣学”的士子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一些士子甚至开始质疑“举业”和“圣学”的正当性,并力求改革之。作为明代中后期的博学鸿儒,王阳明也加入当时的讨论当中,并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心学思想作为阐述基础,指出“举业”与“圣学”并不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只要士子们做好“立诚”的功夫,就能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获取举业的成功,并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     

晚清石印举业用书的营销与流通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石印技术的输入,其在出书速度、制作成本、印刷效果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晚清印刷技术的主流。通过对晚清石印举业用书流通条件的形成、营销方法和流通情况的分析,发现石印举业用书市场较为繁荣,其营销和流通不仅方式多样,而且流通渠道众多,同时还出现了现代的营销广告方式启事和告白。晚清石印举业用书的广泛流通,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石印业、造纸业和民营书店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宋代御书院制度考

宋代书法史上曾设置过一个专门的御用书法机构——御书院。它隶属于翰林院,是皇帝学习书法、从事书法活动及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场所,堪称皇家“书法学院”,萃集了一批善书的书法官吏。御书院从宋太宗始设到高宗罢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宋代书法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却一直被治宋代书法史者所忽略。从制度层面对御书院设置的时间、位置、变迁、机构职能、人员选拔及出职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以期对这一重要的书法史问题有新的认识,并补书史之阙。     

明代科举对阅读活动的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的鼎盛和完备,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社会的读书热情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给读书治学、乃至学术文化的发展带来许多不良影响。在这种双重作用下,明代社会也出现了无数个不为名利、一心于圣贤之学的杰出读者。     

明代政府与监生

本文通过分析明代政府与监生的互动关系 ,说明制度的有效性在于满足制度相对人的需要。当制度不能满足制度相对人的需要时 ,制度不管其多么完美 ,最终都如一具僵尸失去效率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科举场面与戏剧效果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经常出现的场面。与实际科考相比,剧作家在处理这些场面时,显示了其造"戏"的艺术才能。他们一般只关注进士科考试,截取最高级别的殿试场面,并把正规、严肃的科考形式加工成戏谐、滑稽的故事。在角色设置上多增设净、丑一类滑稽角色,以增强戏剧的趣味性并起到调节气氛的效果。这是舞台演出的需要,也是以观众为中心的戏剧创作观念的体现。     

明代朝鲜贡女问题初探

尽管明代是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时期,但在古代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中,亦不免出现反面性历史,贡女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性副产物。明朝每次向朝鲜要求贡女时,朝鲜都会陷入恐慌状态。而且,进贡到明廷里的贡女们的命运也极其悲惨。与之相反,贡女的亲族却占了"上国皇亲"之光,从此在朝鲜飞黄腾达,并且朝鲜朝廷也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处理对明朝的外交难题。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