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新探——以广西龙州武德乡布侬三屯为例

中越边民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往来中,形成了独特的跨国婚姻模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越南女子涌人中国,并呈“一边倒”趋势,给中越边境地区传统的跨国婚姻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基于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进行探析,把握其现状和特征,以期为中越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提供...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

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探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妇女篇)——以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为例

中越边境的跨国通婚十分普遍.本文以这些特殊家庭中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为研究对象,她们没有中国国籍、户籍,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她们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危机,并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她们的处境给家庭成员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有必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决这些越南妇女的国籍问题,并采取其他相应措施改善她们的生存条件.     

例论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政治社会化

母亲是外国人,父亲是中国人,而且又位于偏远的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所以这种跨国婚姻的子女在政治认同方面比一般小孩更加冷漠;在国家认同方面他们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行为规范引导方面,他们地处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的边境地区,在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面临着一些迷茫。边境跨国婚姻的子女也是祖国边疆的花朵,尤其需要呵护。在家庭方面,需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特殊困难;在社会方面,需要通过依法加强民主政治实践来强化他们对国家政治的认可;在学校教育方面,需要加强法制教育。     

生境、情感与边民社会网络:中越跨国婚姻研究实践与反思——以云南马关县金厂村为例

跨国婚姻作为历史上一种边境地区人群的常态化通婚形式,因民族国家边界管理方式的存在而演变成为边境地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大陆学者在跨国婚姻的动因、身份困境与管理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仍未能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整体观观照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原因是未能将边地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外学术界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及边地社会整体性的社会网络纳入到综合讨论之中,因此显示出了个案研究丰富,而研究深度、广度稍显不足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实证研究,综合三种研究视角推进跨国婚姻研究。     

跨国婚姻子女社会化问题思考

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遇到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比如要正视他们家庭不完整、家庭功能难以正常发挥的问题,要满足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要照顾他们特殊的受教育需要,社会需要加强理解、宽容.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     

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婚姻调查与分析——以云南省富宁县田蓬镇、木央镇为例

中越边境地区的中越边民间的跨国界通婚现象古已有之,但有确切数据统计的案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陆地边界划定才进一步登记系统化和数据趋于准确化。不过,由于跨境民族婚姻涉外人员的流动性与隐蔽性特点,又使得中越边境地区的统计数据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大约数据可以掌握,但具体数据难以把握。这种特点在与越南有70余公里边境线的云南省富宁县沿边地区也表现得较为突出。富宁县与越南直接接壤的乡镇有田蓬镇和木央镇,该县境内的跨境民族婚姻绝大多数集中于这两个乡镇。这两个边境乡镇的跨境民族婚姻形态中存在的多元性、复杂性族群聚合因素特征值得各界加以关注和进行深入的学理性探讨。因此,笔者以本地人的身份,对这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展开了多年的关注与跟踪调查,并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其现状、社会影响、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针对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的提炼。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

跨国婚姻在中缅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基于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包括了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这些途径充分说明个体的社会行为与相应的族群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也进一步表现出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边民日常交往的结果。那么,跨国婚姻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凸显的问题应多从“主位”的视角寻求更具实践性的解决途径。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桂越边境鸦片贸易浅议

1889年,广西龙州口岸开埠通商,近代桂越边境贸易迅猛发展.鸦片贸易成为桂越边境贸易中的畸形怪胎,并逐渐泛滥起来.这是由于法国的侵略政策、广西当局的放纵以及广西边区鸦片生产、贸易的传统习惯等原因造成.鸦片贸易对近代广西边区经济和桂越边境贸易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型发展——基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视角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制度起点可以追溯到以免税为特征的边民互市贸易和以保税为特征的保税区.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应定位于为边境贸易提供便利的跨境商贸区,实现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自贸区,以及促进产业集聚的国内开发区.短期内,应借鉴霍尔果斯“前店后厂”模式,先期建成具有免税性质的跨境商贸中心,在中方一侧建设工业配套中心作为支撑;长期内,应同东盟签订自贸区升级版的试行版,建设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跨境工业区;路径上,可借鉴我国海外经贸合作区以知名龙头企业为开发业主的工业地产PPP模式.     

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

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之后,世界范围的近现代国家边界逐渐形成,如今任何国家都以国家边界为治权界限.边民的出现是由于国家边界的出现而出现的,跨国民族往往属于边民的一部分,而其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即国家边界的存在.因此,跨国民族研究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面向,即边界、边民与国家.当代国家无一不是追求边界、边民与国家的有机统一,跨国民族在国家未来发展走向中, “和平跨居”是最好的选项.     

边民跨境婚姻:走向结构论和互动论相融合的研究取向

边民跨境婚姻是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生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偏向于在结构论视野和框架内展开讨论,而在互动论看来,边民跨境婚姻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产物,也是"边民"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日常生活实践。因而,在边民跨境婚姻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以村落共同体(社区)为载体,以婚姻本身为主线,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考察两种话语系统背后的生活逻辑和行动策略。     

壮族民间造物的设计观念解析

壮族民间造物观念可以分为实用为本观念、因地制宜观念、因材施技观念、因人设计观念以及融入传统文化的观念.壮族民间造物观念对现代设计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美国早期白人弱势群体的民族意识分析

美国独立早期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和民族大熔炉政策,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美国国家特性,使部分居民丧失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本文主要研究同化过程中美国白人弱势群体的民族意识形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美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对于我们看待美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现状调查

民族关系是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民族地区良好的民族交往和民族互动,会使各民族之间形成较高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本文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的调查,以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当地民族与外来人员之间交往的包容性、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利性、各民族对于当地及国家民族关系的主观评价以及民族冲突状况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全面真实地反映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关系现状。     

老挝北部山区阿卡人移居坝区历程的人类学考察

在国家化进程中往往会出现文化的碰撞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20世纪90年代,老挝琅南塔省勐新县政府推行的旨在加强国家对山地民族的管理、并试图以坝区“文明”规训山区“野蛮”的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随山地民族拒绝下山而宣告失败.随后,政府开展山区的禁毒工作,推动坝区的“替代种植”产业和打工市场的发展.这才使丧失经济来源的山地民族阿卡人下山寻找新出路.移居坝区的阿卡人在不断寻求经济生活改善的同时,也在主动进行文化调适以融入“文明”进程,并力图在国家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