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冲突及其消解方式

本文认为 ,文化冲突的实质不应仅被理解为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或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 ,还应被看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 ,特别是强势群体的文化霸权与弱势群体的文化抗争的冲突。文化冲突不断地撞击着弱势群体的文化底线 ,使社会乃至世界陷入局部或整体的危机、混乱甚至战争状态。因此 ,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消解文化冲突 ,尽量使冲突张力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人类学是在文化冲突中诞生的 ,它对民族文化、边缘文化、地方性文化价值的肯定与重视 ,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消解了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人类保留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主体民族"观念的现代转换

本文认为,“主体民族”的提法混淆了各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易造成误解与纷争。田野调查表明,“主体民族”观不能表达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平等态度,属于轻视他们的语言文字和行为,加剧了弱势民族群体的自卑情绪、“等靠要”观念与民族隔阂。文章阐述了转变“主体民族”观念的现实需求、事实依据并进行了理论分析。     

关于“藏边社会”的思考

作者认为“藏边社会”的内涵丰富,涉及甘青川滇藏区、藏羌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诸领域的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历史上这些地区有过民族团结互助共同和睦生活的时期,而且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给各方都带来过重大利益,不过也有过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惨痛教训.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做好“藏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实现各民族互相团结、共同进步,是研究这一地区的民族学、社会学和藏学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的重大课题.     

面临挑战的“单一不可分”原则”——基于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的反思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反复强调团结,而社会团结的实现需要切实有效的民族整合手段。在法兰西民族的建立和建构过程中,国家、民族和人民总是以“单一不可分”的形象对内和对外宣示,它同时也是指导民族整合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历史上,该原则的确成功地塑造了现代法兰西民族,但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同质化并没有抹杀掉本土科西嘉人的特殊性,随着法国分权制行政体制的确立,科西嘉人的特殊性诉求得以在行政一法律框架内提出和解决,“单一不可分”的法兰西人民与科西嘉人民的概念之冲突被暂时搁置。但是随着二战后新移民,尤其是来自北非三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到来,法国社会呈现了无可否认的异质性现实。在“单一不可分”原则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处理移民问题的对策是,强化固有的价值观认同,辅以社会政策层面的有限帮扶。在法治国家的制度性建设方面愈发成熟的法兰西需要认识到,宪政体制的核心与关键仍在于宪法的设计理念是否科学合理,“单一不可分”原则需要从宪法角度重新认识和阐释。     

我们永远在一起——中华慈善总会帮助民族地区纪事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光荣榜中华慈善总会是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志愿参加的全国性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工作”为宗旨,以“根据可筹集的慈善资源,首先选择社会弱势群体中特殊困难的人群和极贫地区的人口为援助对象;优先选择与受援对象需求有密切关系和持久利益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使中华慈善总会从成立之日起,就与其紧紧地连在了…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之下的自治州地位问题研究

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小,财政分配主要倾斜于市,县级财力弱,但事权(责任)却很大.为了克服这些弊端,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改善、扩大基层公共服务,发挥县市发展潜力,调动县市积极性,促进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推行了“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但这项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却遭遇了与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主要是自治州)的冲突,有削弱自治州自治权之嫌；从“市管县”与“省管县”两种体制的优劣比较来说,二者也是各有利弊,后者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怎样避免“强县扩权”、“省直管县”改革与现行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撞车”,使二者“兼容”？如何在“两难困境”中作出正确抉择？我们认为,应尽快修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创新自治地方形式；细化自治地方自治权,增强可操作性；重新调整、划分省、州、县三级权力,逐级放权.     

美国黑人社区的朝鲜商人——偏见受害者之间的偏见

导言民族与民族关系学家多年来所致力研究的主要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最近,他们对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尤其是对1965年颁布的《移民法》废除了移民的民族限额之后.随着新的非白人移民大量涌入美国而引起的黑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已经开始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些新的民族与美国社会的融合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冲突变得非常严峻,尤其是当他们在同一     

"民族社会问题"涵义探讨

民族社会问题是指在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因社会关系失调,而干扰民族群体及大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制约民族社会的特续发展,甚至引发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需要利用国家和社会力量加以缓解的一种社会现象.民族社会问题具有民族性、复杂性、持久性、国际性等特征,其对民族社会稳定和民族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当前,民族社会生活中的贫困问题、就业问题、教育同题、生态问题等是民族社会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贾理: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体系

苗族贾理的传承提供了反思少数民族原生形态教育的新视角。在主流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前,西南少数民族有各自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本文基于黔东南州丹寨县的田野考察,在历史语境背景下、从苗族贾理传承的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论证其补充儒学教化而成为苗族传统社会内部的“官学”,尤其是贾师办班授贾形式因其正式性、目的性可视作苗族特色“私塾”雏形。西南与中原同属一个文化共同体,贾理融通转化儒家思想,在育人、传承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了民族文化的教育功能。于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重审典型民族文化教育活动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想象并成为共同体的呢?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因此可以说怨恨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一度走向极端.20世纪后期,民族怨恨与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特点.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构建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国家治理,构建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宽恕历史积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 ——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彝族火把节在民间被称为"眼睛的节日",其归根结底是"'人'的节日""'人'的颂歌的节日".火把节之于彝族,是"火"的颂歌,更是"人"的颂歌,对火把节所突出的"人"这个主体以及"人"的智慧、 力量、 精神、 生活,应给予充分关注.无论从口头表述还是从行为实践看,彝族火把节在扬善拒恶的叙事主旋律中所张扬的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是彝族社会中传统深厚的以"人"为本文化的积极肯定与美妙歌唱.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透彻理解这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此少数民族节日的人文价值的认识.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 ——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

以"地方自治理论"范式无法有效解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看来,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是一般地方所没有,而为民族自治地方所拥有的"优惠照顾"权力;从规范分析角度,民族区域自治权关于"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的立法依据,与一般地方立法权关于"本行政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立法依据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立法原则上,民族区域自治立法遵循的"可以抵触,但不得违背"的原则仅仅限于自治法规"变通规定"这一部分内容,其他内容与一般地方立法相同,应当遵循"不抵触"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二者应当和谐相处,可以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反思

人才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落实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和目标离不开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沿线民族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区域内高校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民族地区顺应时代潮流自觉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之举。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如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更是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