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野下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变革

任何社会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少数民族地区不例外.但是考虑到民族地区纠纷凸现的特点,解决这些纠纷时应该有独特的思路.改革原有解纷机制时要秉持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具体措施包括吸收各民族"民间法"的合理部分,提高民族地区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设立和完善多民族共事的多元的非讼解纷机制,理顺各种解纷方式之间的关系等.     

百年诉讼:村落水利资源的竞争与权力——对家藏村落文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一

历史人类学在注重文献、碑记资料的同时,特别强调田野调查,以增加学术的"现场感",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所遗漏和忽视的基层社会与地方社会,尤其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没有历史的人民"和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本文对自己在田野中发现的循化县清水乡两个村落之间水利纠纷事件进行探讨,借以解释地方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结构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

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和"洞经会"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圣谕坛"产生的原因,展示了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探讨了民间宗教组织确立自身合法性,寻求、构建生存空间,与国家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     

侗族乡村社会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权威体系的互动关系研究

侗族乡村社会传统权威主要指侗款制度所树立起来的权威,它是在没有建立国家政权或是国家政权无法完全渗入的时期,对侗族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但是,随国家政治权威的不断深入,现代国家政权体系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也日益增强。因此,在侗族乡村社会出现了传统权威与现代国家权威体系"双重权威"并行的新情况。两者的互动,有效维护了侗族乡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侗族乡村社会的发展。     

关于语言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应当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

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语言总是同时具有民族性和社会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语言的民族性渐趋减弱,而社会性渐趋增强.文章论述了语言的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对"汉语普通话"和"国家通用的普通话"等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使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第四讲:为什么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两个离不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统一的国家里,居住着五十多个民族,而且是不同氏族之问交错杂居,共同生活在一起,这就存在一个民族关系问题。既然是民族关系,无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彼此之问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基本特征就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这种民族关系当然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民族关系中核心的、关键的还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关系。建国三十五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汉族和     

传统继替与婚姻策略——土家族村落家庭变迁考察

中国乡村的婚姻行为实际上是农民个人及家庭为适应社会变迁做出的理性选择。以家庭与婚姻作为切入点将农民微观的行为方式与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联系起来,通过分析传统继替的过程,探究村民应对社会变迁作出的婚姻策略。本文"婚姻策略"的概念成为理解当代乡村家庭及其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家庭教育与和谐民族关系构建——以新疆为例

每个国家历来都对教育非常重视,并认为教育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但是相对于其他两项来说,家庭教育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也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与重视.民族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都源自于家庭,由家庭在实践生活中共同构建并扩展到社会中去,在社会中民族关系如何又会反作用于家庭之中,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关系与社会、国家的稳定息息相关,而家庭教育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发挥着“一线”和“前沿”的作用.所以,本文从家庭教育这个宏观的视角来分析人们每天必须经历又容易忽视的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并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跨界民族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

跨界民族是指那些因传统聚居地被现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邻国家的民族。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一个国家为主体民族的同一个民族分布在相邻的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是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之一;一是同一个民族被不同的国家划分．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库尔德人和萨米人）。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中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喜闻乐见形式研究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还提出了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要求,包括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创新其宣传教育的形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的核心内容。要把握新历史方位的新要求,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进群众、深入群众,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入脑入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形式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要依托于“喜闻乐见”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和创新方法,构建生活化、常态化、制度化宣传教育机制,推进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富裕。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政治智慧与中国民族确认政策

政治智慧源于人们对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深刻认知,集中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建构、权力系统的运行和政权组织的维系.在施政过程中彰显政治智慧,有利于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民族和谐、文化昌明和民众幸福.新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相关民族政策的实施,超越了“原生论”和“建构论”的范式,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成以确认民族身份和民族地位为核心精神的政策和理论,体现了正义性、公平性、合理性的原则,以民族大义和人文情怀凝聚人心并赢得民心.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有必要基于中国民族“确认论”的正确方向,以政治智慧明察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不同认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和不同动机,遵循多民族共生的文化法则,确认中国各民族不只是“作为问题而存在”,完善权益、责任、义务并重而适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民族政策,构筑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治理思路

城镇化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社会结构。城镇化一方面带来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失衡,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壮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壮族乡村地区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及教育等手段,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环境,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全球化进程加快,人类社会文化变迁加剧,人类学日益边缘化,人类学学术职位缺少等因素,引发了人类学终结的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现代人类学家提出了公共人类学,以应对"人类学终结"的危险.公共人类学是人类学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是对人类学学科自身的反省,体现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重要改变.公共人类学的研究应走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探讨公共问题.人类学知识及成果必须面向社会公众,能够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并对社会公众的认知产生积极影响.公共人类学应该更加积极、 主动地深度参与公共事务,并取得领导地位和决策权力,从而为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健康发展贡献知识和智慧.     

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     

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竞合及消解

自治州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随着《立法法》的修改,自治州将获得类似于地级市的地方立法权.当前自治立法权因为内容模糊、权限不明、程序不清等原因导致立法质量不高且立法效率低下,在实施中遇到重重困难;地方立法权则具有内容明确、操作灵活、权限具体等优势,稍有不慎将会影响自治立法权的顺利实施.自治州地方立法权相对于自治立法权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厘清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本质上的差别,使二者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行使互不干扰.另外,还要从总体上规划自治立法权的实施条件,明确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的权限,完善自治立法权行使的各项具体制度,使自治州在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促进自治立法权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