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中的客家族群与族群意识--粤东地区潮客村落的比较研究

粤东客家地区几个族群互动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或称原生论)与情境论(或称工具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族群认同虽说是基于语言、血缘、习俗等文化特质的认同,但这种认同是以族群的互动为前提的.同时,粤东地区的调查点还说明,经过认同与互动过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的局面.这些观点都有利于族群研究的深化.     

多族群杂居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以贺州大盘村为个案——壮族与客家关系研究之二

在壮族与客家杂居地区,壮族与客家的互动极为普遍,这种互动往往是双向的.由于不同地区人口的相对规模以及族群结构的不同,因此互动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人口较少的族群往往容易受到人口较多的族群的影响,更多地接受对方的文化.在贺州这个壮族人口相对较少、客家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壮族虽然仍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以及风俗习惯,但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客家习俗的影响.     

传统文化习俗与学校教育——教育人类学的视角

传统文化习俗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与现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习俗与历史背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成员的学业成就.本研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土瑶传统文化习俗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土瑶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通过对土瑶部分传统文化习俗的"深度描写",揭示学校院墙之外影响学校教育发展的因素,从文化的视角和层面来探究土瑶学校教育失败的根源.     

21世纪初国内学界关于河湟地区族群关系研究述评

河湟地区位于藏彝走廊与西北走廊交界地带,这里不同文化相互交汇,族群关系繁复多样.这一区域在族群互动中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生存秩序.本文试对21世纪以来河湟地区族群关系的研究作一综述和评价.     

民族地区高校的族群关系与族群和谐

学校族群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始终是社会民族关系的缩影,对社会族际关系、地区稳定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对民族地区高校族群关系的基本态势进行探讨.     

佤族寨桩:民族文化和谐共生探析

佤族文化与傣族文化之间产生互动和对话由来已久,并且在某些区域内广泛而深刻地互相渗透着,形成两种民族文化和谐共生的一种文化形态。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西部地区的佤族文化就是这种和谐共生的典型,既是具有傣族文化特点的佤族文化,同时又是具有佤族传统文化特点的傣族文化。佤族寨桩就是这种辩证和谐文化形态的典型标志,其名称、内涵及功能都暗含了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     

"纳木依"与"纳"之族群关系考略

作者从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社会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对"纳木依"人与如今以"纳西"、"纳罕"、"纳"等为自称的"纳"族群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论析,认为纳木依人与纳西、纳人是同源异流的关系.通过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东巴教源流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入理解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及其变迁.对一个民族要有深入的研究,有创新之见,就必须打破囿于单一民族的研究习惯,进行跨民族、跨族群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族群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     

杂语与狂欢--河湟社火表演与"花儿"演唱活动的几点思考

作者认为,社火表演和"花儿"演唱活动是河湟地区乃至西部民间典型的民俗事象.两种习俗发生的时空及其表现形态虽然不同,但在深层次上具有显明的共性和交叉点,话语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以及狂欢精神是两种习俗所共有的特性.由此不但形成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地域特点,同时也实现了不同族群之间沟通和对话的族际交流功能,从而推动着民族杂居地区文化的向心整合.     

清初广西壮族地区习俗改造与政治认同

清初中央政府通过改土归流及相关基层机构的设置,稳固了国家权力在广西土司地区的统治。随着国家权力的进入,清政府加强了壮族地区由上层到民众的文化教育,从而稳固了中央统治的思想基础。壮族地区在长期的边缘地理位置、政治构架与环境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稳固而别于内地的文化模式。清政府致力于该地区各族群习俗的改造,搭建起服从、适应与利于中央政府统治的政治认同。     

佤族,大西南最早的开发者之一

我们佤族分布在中国与邻邦缅甸交界线一带,是一个跨境的民族,境内共有人口35万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临沧地区、思茅地区,少量分布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保山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们通常把佤族比较集中的西盟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治县及邻近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称为阿佤山.佤族人民在秦汉时期不是生活在这一带地区,而是生活在云南中部一带.被誉为云贵高原上的"明珠"的滇池曾是佤族最早活动的历史舞台之一.今天的阿佤山区是佤族人民经过     

族群互动中的文化自觉——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

本文以广西客家族群关系为例,探讨族群关系在文化自觉的指令下,族群互动的方式、特征、规律及其作用.认为以文化自觉为指导的族群互动体现了国内族群关系的一般规律与特征;造就了和谐的族群关系,使客家文化成功转型不断创新,并使客家族群和汉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文化自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对构建现代和谐的国内国际族群关系具有显著意义与作用.     

从贺州族群结构看中国民族关系模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族群结构复杂,分布有汉族、瑶族和壮族等15个民族,而居住在贺州的汉族和瑶族都分别包含有至少两个支系.贺州各个族群在国家认同和汉文化的基础上,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传统与特色.经过不断地磨合,在1949年之后真正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族群关系乃至民族关系模式.贺州市族群结构的状况及其形成过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模式的类型和特征.     

珠江三角洲外来企业中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下)--以深圳中成文具厂为例

从衡量族群关系的文化、社会交往或基层组织的相互进入、通婚、族群认同、偏见、歧视、费源与权利分析等7个变量解析了中成文具厂的族群关系及族群关系的主要特征,并通过一个典型个案进一步揭示其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     

闽南的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

闽南人的形成,经历了农耕族群和海洋族群接触和融合的过程;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具有农耕文化的性格,也兼具海洋文化的特征.其海洋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信仰海神妈祖、民间的送船科仪、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之移民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特殊的婚姻形式、双边家庭以及抱养子从事海上贸易和在海外发展;闽南话的外来语借词和歌谣等方面.厘清闽南的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以及闽南海洋文化的表现和特征,为研究闽南文化所不可缺少.     

峇峇娘惹——东南亚土生华人族群研究

峇峇娘惹又可称为帕拉纳坎,是东南亚的土生华人族群,这个族群的根源是中华文化,但是他们无论是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还是文化和身份认同上,都已经形成了自有的独特文化。东南亚的土生华人族群已经和中国大陆的根源文化产生了差异,因此,绝对不能简单地以中华民族进行归类,也不能简单地以中国人进行称呼。本文在于对峇峇娘惹等土生华人族群的来源和文化习俗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与东盟诸国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贺州族群问题研究

生产力发展是交往的基础.民族平等和经济进步是族群婚姻互动的前提.文章运用交往与民族融合的理论,分析贺州各民族、族群交往及婚姻互动的演变过程.认为族群交往与婚姻互动是由族群内部产生的、源于族群本身内力推动的、自然的、自觉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的正确引导、推动.族群关系融洽,离不开交往与接触,而婚姻互动又是交往与接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促进各民族、族群间的融合.     

论生态环境置换与族群认同的变迁——以湘西地区的瓦乡人为例

族群是在跨文化的边界中相互交融、相互对话而产生的群体。由于生态环境的置换,族群认同的核心内容语言、信仰、生计方式随之发生变化。湘西地区的瓦乡人长期在苗族与汉族之间的崇山峻岭与溪流水域中迁徙,其语言表现为佶曲聱牙的非苗非汉的混合语言,其生计方式也由农耕方式发展到捕鱼、淘金、运输等多业并举,最能体现其族群认同的宗教信仰盘瓠崇拜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呈现出儒释道多神混合的形态。湘西地区的瓦乡人族群认同变迁的个案论证了在跨文化的互动与对话中生态环境的置换是族群认同变迁的主要因素。     

空间与迁移:柴达木地区四次规模性族群入迁考察

4世纪的吐谷浑、16至17世纪的土默特与和硕特蒙古人、1930年代的哈萨克人以及1950年代以来河湟农业区的移民规模性入迁青海柴达木地区,使其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吸引远来族群的接纳地.考察四次同一指向的迁移后发现:只要有足够的空间,由外而里的规模性入迁是历史之常数,其引发的与先居族群之间的接触、竞争、矛盾乃至冲突也在所难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间必定趋向理解与对话,使区域资源重新得以配置和共享,并最终实现族群之间文明的互动.     

布傣人的丧葬礼仪及其文化意义与功能

以广西金龙布傣人的丧葬习俗为对象,通过应用"过渡仪式"理论阐述布傣人的人生观,认为丧葬仪式反映了布傣人的祖先崇拜信仰,具有解决社会冲突、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巩固家族、宗族凝聚力;加强姻亲关系;强化族群认同等功能.     

白马藏族巫舞与面具之关系研究

针对自马藏族的巫舞与面具,将其分为“巫术祭祀舞蹈”与“巫术习俗舞蹈”两类分析研究.认为白马人巫舞表演时池哥、池母等面具使用最为普遍,是白马人巫舞表演时最为核心的面具,是白马人以之为核心构架出的一个族群认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