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礼仪: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研究

中国民俗学者一直偏重从民俗的角度看待丧葬活动 ,而在西方民俗学家看来 ,丧葬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民俗现象 ,它还是一种仪礼或仪式 ,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民俗类型学研究的发展 ,另一方面还为丧葬活动的结构分析和意义、功能解释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以云南巍山坝区汉族丧葬习俗为对象 ,尝试用“过渡仪礼”理论分析其结构特征与仪式的功能、意义 ,认为从习俗视角转变到仪礼或仪式视角对丧葬活动进行研究将会对民俗学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杞方言黎族丧葬习俗变迁研究——以海南省五指山市牙开村为例

丧葬文化是黎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与发展,海南黎族丧葬习俗发生了很大改变。这些变迁与国家意志、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民间信仰、自然地理、环境卫生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促成了黎族丧葬习俗的变迁。     

脚踏莲花归宗去--仫佬族丧葬仪式考察

过去,中国民俗界一直偏重从民俗角度来看待丧葬活动而忽略了其亦是社会活动中的一种仪式或仪礼.本文以罗城县仫佬族丧葬活动为研究对象,试图用盖尼普等西方民俗学家提出的"过渡仪式"理论来分析其结构、特征及所产生的仪式功能和意义.     

饮水思源:中国乡村葬礼中的道义、地位及再造

通过对梅县城北镇月影塘丧葬习俗的调查,在更大的范围内将其与中国丧葬仪式研究联系在一起.丧葬仪式体现的历史连续性及其变迁与传统的再造,体现了国家与地反社会的互动.传统葬礼与主张丧事简化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葬礼本身的程序及仪式的展演上,其基础是特殊的观念或动机.月影塘客家村民将举办葬礼看作维护面子、提高身份和报答恩情的途径,强调葬礼对于村民履行道德义务的重要功能,表明“客家”农村葬礼对于道德、身份及其再生产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美孚黎丧葬习俗及其鬼魂观念

黎族支系之一的美孚黎丧葬习俗可从葬式和葬仪两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传统美孚黎的葬式分为"远葬"和"近葬"两种,随着社会发展,家族墓地的"近葬"葬法成为现代美孚黎的主要葬式习俗。文章以海南省西方村美孚黎的"近葬"为个案,对其丧葬仪式从入殓、出殡、下葬、引魂、做七、封土、同望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记录,揭示黎族文化中灵魂不死,鬼无处不在;祖先鬼最大;人鬼两界的二元对立统一等独具特色的鬼魂观念。     

“牛皮鼓”在苗族丧葬仪式中的人类学阐释——以中越边境草果湾苗族村为例

苗族丧葬仪式是其人生过渡仪式的重要阶段,在整个丧葬仪式里,牛皮鼓作为其特殊的符号自始至终都贯穿前后。通过对"牛皮鼓"的文化建构,基于其作为丧葬仪式的核心地位,"牛皮鼓"这一介质致使亡者达到身份结构的另一层转变,在此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参与仪式客属的共同祖先记忆,也正是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记忆,族群认同与聚合才得以维系。     

追求群体的永生--融水苗族自治县滚贝侗族丧葬文化透视

滚贝侗族的丧葬仪式 ,蕴含着古老的鱼图腾崇拜和“萨”神信仰及“女性”文化内涵。丧葬礼仪的隆重、肃穆 ,反映侗族历史悠久 ,重现生命 ,重视自然环境 ,具有团结互助精神和寻求群体永生的强烈愿望     

田野中的文化呈现--哈尼族丧葬礼俗的“哭丧”仪式

丧葬礼俗是民俗的一部分,其出现是一个事实,和自然界里的其他事物的出现一样,缘起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的,是一种综合性的产物。哈尼族的丧葬习俗传至今天已经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一套丧葬礼俗,其中的“哭丧”仪式别具一格,耐人寻味。     

一个盘瑶村寨的丧葬仪式

出生和死亡,是每个人一生中都要经历的重要阶段,谁都无可避免。相比成年礼,丧葬仪式也是人们非常重视的人生礼仪之一。在瑶族地区,人死后都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丧葬仪式,它代表着一个人一生所有礼仪的终结。和其它民族一样,瑶族人们在举行丧葬仪式时也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特色的丧葬习俗。本文通过观察广西昭平县一个盘瑶村寨的丧葬仪式,试图从中挖掘出瑶族人们与众不同的丧葬习俗,并依此探讨蕴含在仪式背后的文化内涵。     

人观与秩序:布努瑶送魂仪式分析

加文村布努瑶送魂仪式属于布努瑶丧葬文化另一种体系,当前研究者关注甚少.仪式以死者“净身”为主线,“唱死人”为基本内容,沿途与鬼神交流不突出,凶神恶鬼危险性不明显,体现实践性与意象性时空观,这些特征跟他们的人观密切相连,是当地追求人与自我秩序、人与社会秩序、人与自然秩序体系统一性的实践.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