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困境与突破

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主要区域,通过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我国内陆地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联结起来,形成不同地域范围不同层次的区域性合作经济组织,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迎来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此,本文对民族地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意义、优势、困境、形成困境的原因以及突破路径等进行研究.     

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机遇.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必要性和历史、区位、资源、人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具有9种模式和3个层次,而风险主要表现在边境安全、跨境犯罪、民族宗教及生态保护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和枢纽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当前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带一路与两岸”学术会议观点综述

“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和文化“走出去”战略,也是中国建设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载体,其建设成效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在两岸关系发展面临道路选择的重要节点,如何促进两岸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是考验两岸智慧的重要课题.2015年11月19日至21日,广西师范大学、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桂林联合举办“一带一路与两岸”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义守大学、台北大学、嘉义大学、金门大学、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天津市台湾研究学会、台湾经济研究院、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等两岸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40余人与会,就“一带一路建设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台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和机制”“两岸合作面向国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一带一路”机遇下枸杞产业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研究——以宁夏中宁县为例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切实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我国内陆地区首个也是唯一覆盖整个省级区域的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应积极借助地域资源优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宁夏中宁枸杞产业在发展中遇到诸多问题,应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科学规划中宁枸杞产业布局,明确重点任务,从而提升产业竞争力.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

自古以来,“边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关口,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古时,在“一点四方”统治观念下,“边疆”具有区别于王朝国家核心区的文化地理内涵,通过“边疆”走向欧洲、非洲的丝绸、瓷器、茶叶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国度乌托邦式的想象。近代,随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和西方启蒙运动自我批判的觉醒,“边疆”又成为“东方地狱”中一抹神秘的色彩,一块未经发掘的处女地。20世纪90年代,自中国将“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叙述话语以来,“边疆”又被西方冠以落后、分裂、暴力的形象,意图通过充满意识形态的“人权”倡导和模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肢解中华民族。中国边疆何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性格迥异”的面孔？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边疆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场域和资本。而边疆形象的合理建构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布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正确定位、与邻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以及边疆地区自身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美国“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启动的同时，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具有针对性地策划了“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成立，试图依托自身的生物霸权与技术优势以对冲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拓展。伴随着“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持续扩张，各类生物组织与病毒实验室林立于我国西部周边，不仅加剧了边疆地区面临的生化安全风险，同时也会在政治渗透中日益毒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互信基础。然而，目前国内的生物安全研究过于内向聚焦，缺乏“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全球安全意识，即使是我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没有认识到沿线国家对于生物安全治理需求的迫切性。对此，本文着眼于美国“丝绸之路生物监测网络”的组织建设进程，研析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渗透与扩张能力，由此透析我国西部边疆以及“一带一路”可能面临的生物安全风险与政治冲击，从而弥补目前国内的研究空白。     

“一带一路”助推中蒙文化交流新发展

蒙古国作为我国的友好邻邦,历史上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经历了确立和快速发展、停滞以及复苏三个时期,虽然经历了历史的阵痛,但冷战结束后,双方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中蒙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各方面交流与合作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两国的文化差异给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所以,通过对中蒙关系中文化因素的具体分析,借助于“一带一路”推进两国关系的未来长远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苗族文化的传播机遇与挑战——以黔东南州台江县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我国各地区民族文化传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贵州台江县具有丰富的独具特色的苗族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一带一路”大的战略背景下,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结合台江县苗族文化传播概况,分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台江苗族文化传播战略定位以及机遇与挑战。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20年回眸(1997-2016)

针对近20年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认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制度保障,有着伟大的理论创新与辉煌实践,应始终不渝地坚持与实践下去.同时,针对新时期国家“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应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探索、实践研究和创新发展,以探讨进一步发展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处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国家的政治整合能力和边疆治理能力.     

试论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的地方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了我国民族地区的地方合作,扩大了地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内外双向”的区域合作格局.同时,由于地方之间长期存在竞争关系,导致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存在脱节现象,国内合作不足影响和制约了国际区域合作,需要协调地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需要城市群作为支撑,民族地区城市群内部联系松散、发育水平低下,需要加强地方之间的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民族地区需要注重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规划之间的衔接与配合,通过国内合作支持国际合作,同时加强城市群内部的协调机制建设.     

研究古丝路上族群跨国流动的经验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

古丝绸之路上的族群流动,曾促使一些帝国崛起;也曾使一些国家民族间构建起利益共同体而放弃战争;还有经贸、科技文化跨国交流而使文明共享和民富国强的经验,如此等等.这类古丝路的人文宝藏,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对今天一带一路建设会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选择一些有关史实进行这方面探讨.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从“支援边缘”到“自生中心”——“一带一路”视域下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地理空间

西部大开发持续多年,是中央政府支持下的边缘地区扶贫项目,通过一系列政策倾斜和优惠,西部地区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西部大开发并未改善西部地区在区域发展的不利地位,反而出现“东西部失衡” “西部省份内部失衡” “西部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失衡”等多元区域失衡样态.说明过度依赖外部扶贫并无法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空间,反而固化了西部地区在国家社会一体发展中的边缘位置.“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了西部地区发展的经济地理空间,有效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去边缘化”过程,使其从国家经济社会格局的“边缘位置”变成“中心枢纽”.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开发政策应致力于西部自生发展,做好地方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双重匹配,抓住西部地区发展的共性问题并兼顾地方多样性,继而有效促进西部地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新民歌”创作与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生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没有真正地为中国诗歌发展开拓出新的道路,但却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文艺创作潮流。少数民族人民深具民族传统、政治认同并且是真情实感的新民歌创作,对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建构关于新中国的现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创造性的集体合作大生产和声势浩大的新民歌个体创作过程中,少数民族人民将自身传统的民族话语、地方话语及乡土话语与新中国的国家话语相统一的新民歌创作,既让他们实现了从传统的"民众"到新中国的"人民"的发现,也铸造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实体,并让少数民族人民的"新民歌"创作具有了人类学的伟大价值与意义。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 ——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彝族火把节在民间被称为"眼睛的节日",其归根结底是"'人'的节日""'人'的颂歌的节日".火把节之于彝族,是"火"的颂歌,更是"人"的颂歌,对火把节所突出的"人"这个主体以及"人"的智慧、 力量、 精神、 生活,应给予充分关注.无论从口头表述还是从行为实践看,彝族火把节在扬善拒恶的叙事主旋律中所张扬的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是彝族社会中传统深厚的以"人"为本文化的积极肯定与美妙歌唱.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透彻理解这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此少数民族节日的人文价值的认识.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