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岑巩契约文书的法文化内涵与价值

传统社会讲究以和为贵，对于民间细故的纠纷处理往往交于民间社会力量进行自我解决。与此伴随而生的是，契约在民间社会活动中大量地被使用，形成独特的契约文化。作为清代贵州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载体，岑巩契约文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社会价值理念为现代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明清契约文书研究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收藏的明清契约文书共有32件,对当时岷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均有所反映.本文选择其中5件代表性的文书进行分析,研究大崇教寺文书形成的原因、契约形式及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等情况.契约文书原件基本保存完整,真实具体地记录了大崇教寺明代以来寺院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活动,颇具地区特点.通过对其整理、考证及相关研究,恢复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时代面貌,勾勒出明清大崇教寺寺院经济的基本发展状况,探寻其内在的规律.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中的会计思想

敦煌寺院经济文书体现了唐五代时期的民问会计思想.这些文书体现的会计思想有:会计文书格式化思想;总括核算和明细核算相结合的思想;以实物为主要会计计量单位的思想;记账符号具有灵活多样的特点.这些会计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民间会计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论西夏法典中的文书制度

文书是国家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处理各种事务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效用和格式的文字材料.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文书工作,西夏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利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西夏文书发文制度、收文制度、传递制度、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清水江文书所见林业生产投资之效益分析

清水江文书是明末至民国期间贵州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创造并传承至今的民间文献遗产,具有多重学术研究价值。本文选择一块地名为"冉学诗"的家族公有林地为研究对象,依时间坐标梳理与之相关的契约文书,并从林地买卖、"佃山造林"与"青山"买卖三个视角来探讨苗侗民族林业生产投资之效益。     

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存在过多种流派 ,如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民俗学派、俗文学学派、延安学派等。作为第一个流派的歌谣研究会 ,是一个颇松散的团体和流派 ,其中持乡土研究观点的学者 ,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台静农、钟敬文、罗香林、白启明、刘经等 ,在歌谣研究会流派中占主流地位。本文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及其他研究为个例 ,阐明乡土研究思潮是 2 0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最早的一种研究思潮 ,董作宾 (以及顾颉刚等 )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 ,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本文从 (1)“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 ,(2 )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 ,(3)考订与考订者 ,(4)综合研究模式的尝试四个方面 ,对董作宾的民间文艺学思想遗产和历史地位作历史的考察。     

敦煌吐蕃文书P．T．1095号写卷解读

P.T.1095号写卷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的一件敦煌吐蕃文书,是一份购牛契约书。该契约条款完备、债务关系明确,既有担保人也有吐蕃高官做中证人,涉及到三个民族、两个部落,并出现了学术界未曾关注的新部落。契约反映了8世纪左右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民间商品交易活动和民族关系,以及藏语文的通用语地位。文章对该文书首次作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和分析。     

试论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在历史人类学中的应用——兼议清水江文书数据化的一种可能路向

社会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探讨关系的研究方法，不仅在相关学科的定量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且对定性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文章通过梳理“社会网络”概念的流变过程及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发展脉络，指出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该技术的应用对历史人类学的资料分析及问题拓展的深刻影响；并结合清水江文书的整理解读及民间历史文献数据化发展，探讨了这一技术手段对以叙述为主要形式的清水江研究的全新意义，以及对区域研究整体性把握的独特价值。     

敦煌“贺雨文”初探

敦煌文书中有题为"贺雨"的文书数篇.本文通过对其内容及使用者的比较研究,认为敦煌文书中的"贺雨"题材是朝廷礼仪地方化.政治文体民间化、宗教化的体现.     

民间戏曲与传统仪式的互动——以二人转艺人在农村葬礼中的表演为例

二人转艺人在农村葬礼中的表演,体现了民间戏曲与传统仪式之间的互动关系;二人转对乡土传统有所创新,乡土传统也给二人转这种民间艺术以发展延续的空间.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