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傣族寨神勐神祭祀的考察,提出祭祀具有鲜明的集体表象特征,是在集合群体的共同参与中进行。集体表象特征表明傣族寨神勐神祭祀是社会性的存在,具有引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教化作用。     

社火溯源

社火是古代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活动的延续。在中国,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逐步分化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国家祭祀土地神活动与祭祀谷神、四方神活动合并,演变为祭祀社稷。民间祭祀土地神活动逐步与祭火活动融合,发展成为了社火。     

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

源自古代中国文化的土地神观念,虽经历了各种演变,但至今仍是华人社会传统宗教系统的主要成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大伯公、拿督公等崇拜,就是土地神观念的文化延续与区域性变革,分析这种延续和变革,可以把握当地华人和非华人本土传统间之宗教观念上的互动关系。而要明白现今东南亚华人的土地与圣迹的神祗之信仰,其分析须置于华人社会土地神观念的发展脉络之中。忽略了这个历史脉络的分析,可能会引致误导性的解释。     

傣族寨神勐神祭祀之宗教解读——以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分析框架

寨神勐神崇拜是傣族原始宗教的重要形式,虽然这种祖先崇拜已经脱离了图腾崇拜的原初形式,但是图腾制度的痕迹还是无可争辩地存在着,具备了涂尔干对图腾崇拜阐述的各种特征.寨神勐神崇拜作为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其诞生起,就承载着一种道德功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而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傣族寨神勐神崇拜的意义不只是外在的,而且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内在特征,以伦理价值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藏族的“鲁”文化探析

文章从藏族崇拜"鲁"神的起源,对"鲁"神的认识,崇拜"鲁"神的方式及崇拜的原因等四方面入手,对藏族"鲁"神文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作者认为,"鲁"是一种古老苯教文化的遗留,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形式多样的"鲁"神崇拜、祭祀和禁忌习俗,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对现实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记忆、实践与文化遗产:中越跨境族群侬智高信仰比较研究

中国壮族、越南岱侬族的族群叙事将侬智高这一史实人物神圣化为英雄祖先与始祖神.文章选取中越边境的靖西安德乡和那坡念井村为田野点,通过对在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等族群中活态传承的侬智高信仰,分析地方社会如何将侬智高的历史记忆置放在古骆越族“祖先崇拜”的信仰结构中,并经过族群内部的神话叙事、祭祀仪式到公共性的社会展演等文化实践,重塑了独具地方性的历史真实.侬智高信仰成为壮族与岱侬族等中越跨境民族的族群记忆与家园遗产.     

上党地区的赛社文化与民间法

山西上党地区的赛社活动源于对土地神的自然崇拜与祭祀仪式,与古代国家祭祀礼法同源,具有多神崇拜、地域性与民间娱乐性的特点。在历代国家礼法制度下,赛社活动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礼仪规则与习俗文化,不仅反映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表现了差序等级的传统礼法秩序与特殊的乡土文化与乡村治理模式,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间法样态,对民众的内在价值与外在行为取向起到规范、引领与约束作用。     

“国家在场”的展演：明清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

“国家在场”是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表达理论。民间信仰是地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变迁体现了地域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历时变迁。区域内部不同的文化因子,孕育出不同的信仰事象。洮岷位于甘青民族走廊核心地带,也是汉族与土族、蒙古族、藏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区域。洮岷汉人的民间信仰系统中,最为推崇的是“湫神”崇拜。“湫神”崇拜作为水神信仰,在洮岷地区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记忆。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在西北边地下沉和进入,引起了洮岷地区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变迁,信仰变迁主要体现在信仰记忆的重构。在“国家权力的强势嵌入”和“地方社会的积极回应”两种力量的驱动下,洮岷汉人“湫神”信仰实现了湫神原型、祭祀仪式、祭祀地位和湫神传说的重新构建。洮岷汉人湫神信仰记忆的重构,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域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彰显了洮岷汉人在“国家在场”理念下所表现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实现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利和双赢。此外,洮岷区域信仰文化具有多元性,该研究有利于民族交融区域不同族群的民间信仰在保持文化差异基础上实现信仰文化认同和信仰文化共建,对构建凝聚力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也颇具价值。     

浅析殷商时期的信仰体系

殷商时期的信仰体系处于多神崇拜阶段,神灵世界分散化、多样化,具体体现在繁复的祭祀对象和祭祀方式,以及频繁的占卜和广阔的占卜范围之中.殷商时期的宗教信仰从非理性化逐渐向理性化转变,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崇拜.殷商时期信仰体系的认识与研究,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宗教与伦理,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根源有着重要意义.     

金代社稷祭礼考述

在中国古代王朝礼制中,社稷坛与太庙相对应,构成“左祖右社”的格局,社稷祭礼在王朝统治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女真族建立政权以后,继承了中原农业文明的社稷祭礼.金代的社稷祭祀具有强化国土观念和美报土谷之神的功能.     

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的建立发展

本文探讨了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建立发展的关系,认为壮族史的重建是现代考古研究为之奠定的基础,考古发现还为壮族社会的文明起源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拓宽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广西考古学研究还促进了壮学新研究分支的形成,加强了新时期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如何推进今后壮学的持续发展,层出不穷的考古学研究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机遇.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必要性和历史、区位、资源、人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具有9种模式和3个层次,而风险主要表现在边境安全、跨境犯罪、民族宗教及生态保护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和枢纽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当前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竞合及消解

自治州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随着《立法法》的修改,自治州将获得类似于地级市的地方立法权.当前自治立法权因为内容模糊、权限不明、程序不清等原因导致立法质量不高且立法效率低下,在实施中遇到重重困难;地方立法权则具有内容明确、操作灵活、权限具体等优势,稍有不慎将会影响自治立法权的顺利实施.自治州地方立法权相对于自治立法权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厘清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本质上的差别,使二者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行使互不干扰.另外,还要从总体上规划自治立法权的实施条件,明确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的权限,完善自治立法权行使的各项具体制度,使自治州在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促进自治立法权的有效发挥.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广西壮汉民族文化融合与认同探析

广西壮汉民族长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奠定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文章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壮汉民族文化融合的现状,并从壮汉民族文化融合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等方面阐述了广西壮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同时,还分析了壮汉民族文化融合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文化影响.     

沟通阴阳与修“阴功”:红瑶架桥仪式及其人观研究

作为人类改造和跨越自然障碍的创造物,桥既是材质、造型和工艺各异的具象之物,也是凝聚多重文化意义的象征之桥.红瑶的架桥是一种人生过渡仪式和修功德仪式,具有沟通阴阳和“修阴功”的深层意义,体现了红瑶独特的人观.对架桥仪式的研究,不仅是对“过渡礼仪”“阈限”等人类学仪式研究经典概念的印证和延伸,也可拓展人类学以标识与符号“物”为研究旨趣的物质文化研究.     

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在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影响下,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由男女比例失调引发的男青年结婚难、彩礼飞涨等现象已成为当今蒙古族村落严重的社会问题;结婚成家者也面临婚姻质量低下、离婚风险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民族社会良性运转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中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喜闻乐见形式研究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还提出了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要求,包括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创新其宣传教育的形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的核心内容。要把握新历史方位的新要求,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进群众、深入群众,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入脑入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形式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要依托于“喜闻乐见”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和创新方法,构建生活化、常态化、制度化宣传教育机制,推进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富裕。     

浅论越南使臣与花山岩画

在中越宗藩关系存续期间,越南派往中国的使臣,在途经广西左江流域时,面对谜一般的花山岩画,留下了较多的考察和描述文献.现存32份越南使臣留下的花山岩画文献,总体而论,文体类型多样,形成时间跨度大,描述层次深浅不一,反映出越南使臣不同的花山岩画形成观.越南使臣对花山岩画的较高关注度,其原因既有对异邦好奇的因素,也有对广西边境地区特殊关注的考量,更有可能受越南历代相沿的花山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