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土司国家认同的实质

元明清等朝创设和实施土司制度,使中国西南等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经历数百年的土司政治,对国家权力渗延与乡村社会管控、王朝社稷稳固与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进步、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文化变迁等深具影响.各族土司为保有自身统治利益,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其国家认同的实质是:认同、亲附华夏—汉民族,传承、实践历代王朝积淀的制度文明,拱卫王朝社稷和顺附强势王权,传播、共享中原文化.     

乌江流域土司时期土兵探析

因元明清等朝土司制度的规约,乌江流域历代土司因军事征调而组建土兵武装,装备刀剑炮铳等冷热兵器,兵器独特而具有强悍战力。乌江流域土兵通过血缘亲情、严明纪律、有序组织、严格训练等被加以管控,对元明清等朝在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统治有较大影响。乌江流域土司时期土兵现象包含维护国家统一、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开发、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     

明代河湟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在河湟地区实行以夷制夷、因俗而治的土司制度,推动国家权力不断向边疆延伸。中央王朝通过实行特有的治理模式、推动文化变迁、将土司辖区纳入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多种途径,不断强化河湟土司对国家的认同。河湟土司面对强大的中央王朝及其先进的经济文化优势,再加之自身处于族群边缘的困境,于是主动融入中央王朝,忠君爱国,学习儒家文化,认同“国民”身份。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     

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三：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地方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四：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各地土司对其辖区治理举措有二：土司机构保持正常运行,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土司族内统治阶层等协同运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文教制度:乌江流域例证

元明清等朝制定土司文教制度,通过崇儒兴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民族地区封建人才,致力于文化统一和思想控制,促进各族历代土司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乌江流域各族土司及家族子弟和俊秀土民子弟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也为土司制度的废止作了文化和精神准备.     

元明时期广西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开发的主要成就探因

元明时期是广西壮族土司制度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王朝中央间接统治和壮族土司以其故俗世袭统治的双轨式管理体制下,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农业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成就之取得,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为强化其于壮族土司统治区的封建统治和各个壮族土司政权为巩固其世袭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上对地域农业开发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缘于王朝中央和壮族土司为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而采取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壮族土司统治区农业经济的开发,一方面为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夯实和强化了壮族土司制度统治的根基,使得壮族土司制度在元明时代得以正式确立和全面发展,进而达到它的鼎盛时期。     

土司研究取向的新视野

自2013年至今乃至一定时段内,土司研究取向呈现出一种新视野,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土司机构与职衔研究方面,土司机构利益的谋取、土司机构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土司机构权力的法律监控,将成为新常态;第二,土司制度研究方面,土司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土司制度的终结、土司制度的专项制度研究,已成为新的取向;第三,土司区治理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区的国家治理、土司区的地方治理、土司区的边疆治理等呈现新视野;第四,土司文化方面,其研究取向将在土司文化的理论、土司遗址、土司衙署(庄园或官寨)等方面呈现新视野.对土司研究取向视野作回眸和前瞻,以期深化土司相关问题的研究.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明代烟瘴对广西土司区经略的影响

烟瘴是一个历史性和区域性突出的现象,曾对南方少数民族及地区产生较大影响。明代广西土司区烟瘴肆虐,成为明朝经营和治理的主要困难,因此明朝在广西土司区采取了以土治土,倚重土官的策略。烟瘴,在一定程度上与广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着密切关联。     

向心的凝聚: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研究

作为“边缘族群”与“华夏中心”良性互动的典型,容美土司认同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经验至今为后人赞赏与称道.容美土司国家认同本质上是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根基、身份认同是核心、政治认同是表征,三者表现出统一性与矛盾性的变化;在土司与王朝的良性互动中,容美土司实现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有机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族群发展与文化繁荣,为国家稳定与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的建立发展

本文探讨了广西考古学研究与壮学建立发展的关系,认为壮族史的重建是现代考古研究为之奠定的基础,考古发现还为壮族社会的文明起源发展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拓宽了壮学跨境跨民族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广西考古学研究还促进了壮学新研究分支的形成,加强了新时期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如何推进今后壮学的持续发展,层出不穷的考古学研究仍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移动媒介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研究的综述与展望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移动媒介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认识,本文对2016年以前的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在研究对象上,移动媒介技术逐渐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普及,其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影响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学界较为缺乏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双方的视角对移动媒介使用与影响的长期细致的质化研究.以此为基础,本文对移动媒介与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视野和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历史方位与培育目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础与方向

新的历史方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新要求,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方位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目标,培育目标回应时代挑战。历史方位与培育目标从两端框定了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机制:首先,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居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文化都不能被过度符号化,否则最终只剩下没有血脉和生命力的“躯壳”,要继承历史,立足当下,承认差异,理性包容;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要在现代国家框架下稳步推进,促进中华民族内在构成机制的及时更新。用历史方位与培育目标时刻审视当下凝聚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努力,偏离历史方位与目标的共同体意识培育不仅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会偏离正确方向。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中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喜闻乐见形式研究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还提出了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要求,包括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创新其宣传教育的形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的核心内容。要把握新历史方位的新要求,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进群众、深入群众,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入脑入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形式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要依托于“喜闻乐见”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和创新方法,构建生活化、常态化、制度化宣传教育机制,推进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富裕。     

宋代开梅山及梅山教研究

北宋时期章惇的开梅山,是开发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事件.北宋王朝通过开梅山及对荆湖南、北路的开发,有效加强了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本文通过对开梅山历史过程的详细考释,认为北宋王朝采取大军压境恩威并用的招抚策略,利用宗教文化的认同和地方力量的支持,成功争取到梅山蛮大姓归附朝廷.开梅山将梅山蛮人纳入州县管理系统,增加了中央王朝的财税收入,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梅山之举使梅山教在南岭走廊族群中广泛传播,更凸显梅山教研究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