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村落的权力博弈与移民的适应--以广东三峡移民村落白村为例

通过对一个安置在广东的三峡移民村落白村首任村长上任、下台的调查与分析,探究了移民村落的乡村权力"博弈"过程,以及这种乡村权力与移民适应的关系,指出帮助移民获得适当的社会资本是帮助移民更好地适应的策略之一.     

嘉绒藏族的姓氏文化与村落社会的传统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为例

在嘉绒藏族的原生态文化中,独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父系来源,实现父系继承关系,这是姓氏制度的内在功能;以"房名"为血缘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联姻形成的姻亲关系,成为村落社会中的二元亲属关系,通过亲属关系结成了村落社会的互助网络,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这些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嘉绒藏族的文化认同现象,迄今保持不变.     

嘉绒藏族村落社会的宗教文化——以大渡河上游的沈村为例

藏区的宗教文化既独特,又多元。在嘉绒藏族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两种传统宗教,二者并不排斥,村民都接受和认同。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两种宗教同时存在是一种大小传统的关系,它们互为补充,在互动中共存。通过村落社会的微观场景来观察村民的信仰文化,有助于对嘉绒藏族底层社会宗教文化的理解。     

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 --闽西武北村落的田野调查研究

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是客家研究中一个重要而饶有兴趣的问题,但迄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就传统客家村落纷争处理的几种形式、程序及其背景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传统客家村落的纷争处理程序反映出,其社会管理主要依靠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基层自治,宗族领袖、地方精英在村落社区事务中发挥着组织、协调的作用,体现了村落社区内部高度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客家村落社会控制还存在着部落社会的种种痕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社会文化中的非汉族因素及其法律发展的文化背景.     

教、俗分途——试析意大利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教皇世俗权力问题

罗马教皇掌握世俗权力有悠久的历史并曾在中世纪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近代以来,天主教会的普世性和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发生冲突.教皇庇护九世在1848年革命中的表现标志着"新圭尔夫派"建国路线的破产.意大利民族国家是在摧毁教皇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为了维护教皇在宗教和政治事务中的中立性与超脱性,使其掌握独立的世俗权力又是必要的.围绕教皇世俗权力的存与废而形成的"罗马问题",使新生的意大利民族国家和罗马教廷处于敌对状态.1929年签署的<拉特兰条约>使"罗马问题"得以解决,标志着罗马教廷与意大利民族国家完全分离.     

村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鞍子苗歌传承与发展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的语境下,传统村落的经济、权力、制度等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传统音乐与村落社会结构血脉相连,村落社会结构的变化让传统音乐有了新的功能与内涵。本文以村落社会结构的角度研究重庆市彭水县鞍子苗歌,由此探究苗寨的社会变迁,厘清苗歌的变化发展,从而为新时代语境下鞍子苗歌的传承寻找契机,为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藏传佛教寺院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仍然不失为国家或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主体和核心,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文化属性无疑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从藏传佛教寺院治理制度演进轨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环境、组织、形式和内容.但在当下藏传佛教寺院治理中恰恰忽略了藏传佛教及寺院所具有的文化特点和属性,更多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因此,建立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体系,须从藏传佛教及寺院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特点,审视藏传佛教事务社会治理,构建起与当下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现代性背景下青海藏族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困境与应对策略——基于同仁市江什加村的调查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青海涉藏地区传统村落中蕴涵着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资源,江什加村是青海同仁地区藏文化鲜明且典型性的传统村落之一。其拥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戏、藏靴、雕刻本身具有村落社会潜在的自我适应功能,并在其文化传承模式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然而,在现代性背景下,藏族传统村落文化受到城镇化和商业化等影响,迫切需要找到一条传统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具体路径。综合诸因素考量,江什加村唯有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方式,优秀传统村落文化才能得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富宁蓝靛瑶丧葬仪式及村落共同体维系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由人口外流引起的村落共同体凋敝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村落渐渐变成“空心村”“留守村”,但也有一些民族村落依然保留着较好的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关系,这些村落的民族文化及礼仪习俗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通过传统特色民族文化方式一直维持了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富宁安兰村蓝靛瑶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表明,民间传统丧葬仪式具有强化村落共同体集体记忆,连接社会亲属关系网络以及维护村落共同体社会秩序的功能,其蕴含的家先观念同样也阐释了关于神圣与世俗两个境界的情景交融互动及村落共同体维系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多维度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权力的互嵌与争夺——小凉山彝族毕摩与东巴共存的田野调查研究

一个彝族山区的村落,既有彝族传统的毕摩,又有纳西族独特的东巴.毕摩和东巴共存于一个村落共同体,分工明确层次不同.村落中没有纳西族村民,为何会有东巴的出现,东巴和毕摩如何实现权力的互嵌与争夺,耐人寻味.毕摩和东巴都享有特殊的地位,都依赖于支持它们的文化根基,其本质是一种巫术的实践,并作为生存手段而不断被重复.通过小凉山毕摩与东巴共存之田野调查,得出共存之因国家权力的渗透能力之强是其一,民众权力争夺之智慧交锋是其二,矛盾各方彼此之间的妥协与让步是其三,以小观大,权力的互嵌与争夺无处不在.     

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与少数民族地区村寨非正式制度的融合

政府层面自上而下设置并实施的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较大程度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与现代化水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之一。但源于该制度设置的过分一体化及运行的过度行政化,致使其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制度的社会功效和法律功效远未充分激发。借助少数民族地区村寨传统社会组织、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求得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与少数民族村寨本土法治资源相互协调、相得益彰,方可形成制度合力,方可保障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更契合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实际,进而激发该制度的全部功效,实现其设置初衷。     

增权理论在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例

生态资源在少数民族村寨扶贫开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制度不均衡等原因,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对资源的控制权力和利益的主张能力.通过增权理论的内涵和实践分析,以"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为例,探讨如何将增权理论应用于民族村寨生态扶贫开发之中,促进村寨民众在个体、 人际、 经济、 政治等层面的全面"增权",以期更好地实现民族村寨生态资源扶贫开发的目标.     

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以广西为例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是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事业.目前,广西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但广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面临诸如申报工作相对滞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矛盾突出、“空村化”加速、开发“过度商业化”和当地居民保护意识薄弱等困局.因此,要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该强化政府职责、坚持精准保护与发展一体化、协调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关系、确立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适度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强宣传推介等方面的工作.     

民族旅游村寨语言景观调查研究——基于社会符号学与文化资本理论视角

语言景观作为以书面语言形式呈现在公共空间的社会符号,是多语社会语言关系和权势地位研究的突破口.本文以贵州典型民族旅游村寨——西江千户苗寨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语言景观的语言特征及各语言群体对语言景观态度的调查,从社会符号学视角剖析西江多语社会结构中各语言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地位;进而基于文化资本理论,探析民族文化符号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路径,旨在提高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弘扬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表明:文化资本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决定着语言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民族文化符号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实现是提升民族语言文化社会地位,进而发展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途径.     

社会转型中的瑶族生育意愿研究——基于一个瑶族村落的个案研究

本文是一篇关于一个广西瑶族村落生育意愿转变的质性研究.首先,笔者通过对收集到的访谈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对老、中、青三代之间生育意愿进行对比,发现了这个地区代际之间生育意愿存在的明显差异,表明当地生育意愿正经历着一场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此外,通过深入访谈的资料分析,笔者探讨了该地区生育意愿转变的缘由,及其这个转变给当地社会生活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在笔者看来,生育意愿的转变与当地社会转型、社会生活出现全面而又深刻的变革密不可分,而生育意愿在内的社会观念的转变又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现实的社会生活,给人们现实生活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冲突.     

论藏族猕猴崇拜的文化学价值

在自然崇拜范畴中包括对动物的崇拜.动物崇拜的最大要素就是被崇拜的动物应该与原始先民建立起某种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应该是出于人类的某种慰藉心理或是功利目的.而功利目的或许是直接的,或许是间接的.在历史上,作为藏族所崇拜的猕猴就属于间接的.此外,猕猴崇拜还有复杂的一面,这就是图腾崇拜问题.后来,猕猴崇拜还与藏传佛教形成了一定联系.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以组屋“族群比例”政策为中心

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围绕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主题,甩掉百年被殖民的历史遗产与独立建国的现实困境,立足国情,从政治角度促进族际整合,以组屋为平台,以“族群比例”为手段,利用转换空间位置弱化族群集体差异,强化个体差异,培育公民意识,智慧地将多民族国家治理中棘手的种族矛盾、族际冲突化解,成功地打造了国家认同,柔性地实现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目标.作为塑造国家认同的一种策略和手段,形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加坡经验”,它的意义是世界性的,这对于我国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