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功能

服饰是人类满足生理和社会需求的工具和手段。除遮身护体的实用(物理)功能外,它还具有民族、族群的标志与识别功能,装饰、美化身体的审美功能,性别、年龄和婚否的标志与识别功能等多方面的文化功能。     

当前湘西苗族社会的“文化网络”治理机制研究——以湘西花垣县BL村为例

湘西苗族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一张权力的“文化网络”,它由民间精英、社会规约、民间仪式、民间信仰等多种文化因素组成,在历史上这些因素相互协调、配合,共同规范着苗族的礼俗秩序. 当前,面对国家现代化和乡村法治建设的推进,湘西苗族的“文化网络”进行了相应调适,仍然发挥着维护乡村稳定的作用.     

当前广西民族乡散居少数民族特有权益保障的落空与实现——“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一

民族乡散居少数民族有着与其他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特有权益.通过调查发现,由于《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的严重滞后及其立法本身的诸多缺陷,加之对民族乡地位和作用认识的偏差,广西民族乡散居少数民族特有权益的保障存在普遍落空的现象.各级党委、政府应当首先从政治的高度重视民族乡的发展及特有权益的保障工作,并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形成民族乡法规体系,以保证民族乡散居少数民族特有权益的真正实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少数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体育文化是其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对保护他们的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我国体育文化的多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儒家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关系——以粤北壮族社会为例

儒家文化在粤北壮族地区的传播,正是儒家文化对壮民族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历任地方官的倡导来体现,其次历任政府重视官学与书院的建设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场所,而汉壮杂居、通婚则为儒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途径。儒家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体现在文化教育和民风民俗两个方面,同时,壮族文化也给汉文化以及周边文化带来了一定影响。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 建档式保护模式研究 ——基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模式比较的视野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传统村落为母体集聚的文化资源数量丰厚、价值突出,其独特性、多元性亟待保护。通过对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模式的梳理,从保护主体、对象、方式、范围、优劣势五个方面对比分析非遗保护模式、传统村落名录保护模式、生态博物馆保护模式、村民自治式四种模式的成效与不足,进而在比较意义上论证对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实施建档式保护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现实意义,希冀为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模式的优化提供借鉴。     

民族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影响——以武陵山龙凤经济协作示范区为例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实现少数民族团结和谐的根本内容。然而,民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的现状令人堪忧,普遍面临着方针政策落实难、与百姓沟通交流难以及工作开展落实难等多种问题,因此,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构建和谐、多样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湖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以桑植县为例

湖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因此,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重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大力地保护和传承、合理地开发以及有效地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本文以桑植县为例,对其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对策措施。     

广西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基于整体性—网络治理的视角

民族文化一方面在维护社会稳定、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有着不可替代的教化、规范、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社会不稳定和越轨行为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民族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各民族成员丰富多样的精神需要以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但由于民族文化建设存在的碎片化原因,导致民族文化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局面的形成。如何运用先进的理论工具建设好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和产业,满足各民族成员的精神需要、服务于社会稳定和谐是广西民族自治的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文化建设主体需要探讨的新课题。文章利用整体性-网络治理的理论工具分析广西民族地区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的碎片化问题,并依据整体性-网络治理的主旨提出整合治理的措施。     

习惯法在乡村治理中的法治功能探讨

习惯法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概念,少数民族权利是支撑习惯法的核心内容,国家现行立法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持支持态度。习惯法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本土法治资源,是传统乡土社会构建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习惯法的基本法则,凸显习惯法在乡村矛盾纠纷处理中的基本功能,彰显习惯法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必须依据《民法总则》订立和修改习惯法,制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型村规民约,国家法的施行应当与习惯法相得益彰。     

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进路与法制度建构

民族村寨文化是新一类文化遗产,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法本位观大致可以归结为国家本位、集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三种情形,法本位溯源中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显露出前立法阶段难以自洽的三大困局。以法本位进路考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更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权利位阶问题、法律定位问题,指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权混合属性及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最后基于集体本位的思维基点,呈现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的法制度建构。     

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方略及法治路径探讨

民族地区贫困状况和形式多种多样,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精准脱贫方略,确立精准脱贫的目标定位.实施精准脱贫方略的法治路径是:依法依规实施贫困群体易地搬迁,落实教育资源均等化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生态文明,改革财务管理制度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强化绩效考核评估严厉实施责任追究机制.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国家治理视域下宋朝对广西边疆民族首领的调控策略

鉴于北部边疆的威胁,宋朝注重加强对南部边疆的国家治理.为达到有效管控民族地区的目的 ,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积极招纳广西边疆民族首领归附,并构建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职衔管理体制;对竞争失败、不稳定和主动内徙的民族首领进行接纳和异地安置,形成对边疆民族首领的钳制、威慑和吸引;通过赏赐民族首领钱米、食盐和开通博易场等手段,带动少数民族形成对宋王朝的经济依存关系;在民族聚居区建立城—寨—堡的军事镇戍体系,形成震慑民族首领的后盾.此外,还逐渐推动民族地区司法的转型,使传统争端解决机制由适用民族习惯法向王朝法制过渡,限制并削弱民族首领的审理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以广西为例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是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事业.目前,广西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但广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面临诸如申报工作相对滞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矛盾突出、“空村化”加速、开发“过度商业化”和当地居民保护意识薄弱等困局.因此,要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应该强化政府职责、坚持精准保护与发展一体化、协调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关系、确立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适度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加强宣传推介等方面的工作.     

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研究——基于广西DHYZ自治县QBN乡的个案分析和现实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新一轮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贫困人口收入低,易地移民搬迁任务重,贫困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同时还面临着贫困人口指标层层分解与贫困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资金投入刚性需求与扶贫资金投入供给能力不足、产业扶贫项目脱贫效应的时滞性与年度脱贫目标要求短期性、贫困农村“空心化”与脱贫任务艰巨性等突出矛盾.为此,要抓紧完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机制,建立以目标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建设资金投入机制,改革精准脱贫成效的考核办法,切实加强贫困村扶贫治理能力建设,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广西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研究现状与展望(2000-2015)

在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广西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内涵与外延、功能与定位、原则与规律、方法与载体、效果与评估等五个方面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广西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进行反思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