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影响因素及应对之策——基于安全的视角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因素之一。综合分析国际干扰和地缘政治的外因搅动、半径发展制约下的内边失衡、远离国家的边地实在社会、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滋长、极端思想与宗教渗透造成的认知迷离等要素,有助于认知和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安全议题。而治理跟进则要基于"外部冲击""发展差异""治理能力""社会风险""国家认同"五个维度,边疆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缓和外部冲击、缩小发展差异、提升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风险、强化国家认同。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现实价值与优化路径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突出短板之一。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有着内外共洽的现实价值,是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布局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需要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托。在当前工作开展过程中,既面临着相对复杂的环境基础和后继乏力的资源条件,也存在着尚待完善的治理格局等主客观问题共存的现实挑战。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进一步优化,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共生、提升各方面支持供给积极性的资源共生和统筹政治性、生活性与技术性的行动共生,打造生态宜居、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实现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基层乡村各族群众的共同发展、绿色发展、全面发展。     

论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作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自治县政府面临中国县级行政机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普遍性问题和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殊性问题的双重压力,其治理具有基础性、民族性、地域性、自治性等特点.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当代中国民族理论以及现代治理理论为基础,着力解决自治县安全稳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民族文化发展繁荣问题、县政府职能转变与体制改革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通过完善和创新自治县各项制度机制、协调自治县多元治理主体关系、优化自治县治理方式、繁荣民族文化等路径,着重实现自治县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能力、治理主体培育能力、治理方式法治化能力、民族文化发展能力的现代化.     

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问题分析

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具有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内涵广泛性、治理主体政治特殊性和治理客体非均等化等特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内容等方面,已形成诸多符合民族地区特点的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经验。但是,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基础、治理内涵、治理主体能力、治理模式等约束性条件有待改进。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可从理念现代化、组织和机制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方法现代化去构筑民族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体系并实施相关策略。     

论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这种国家的多民族在边疆表现得尤为突出,使得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伴随着当前我国边疆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来,因此两者之间的整合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在现实的认同整合过程中,必须调整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取向、转变边疆治理的思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正当权益,并通过国族建设实现边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民族高校群众工作创新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民族高校群众工作既有与普通高校相一致的一面,又有与普通高校相区别的地方,有自身的特殊性。面对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道崭新课题,民族高校必须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宗旨,建立健全民族高校治理机制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长效机制,紧紧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参与,让群众受益,提升民族高校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培养更多的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试论国家认同与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

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是保证国家生存和应有地位的重要条件.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挑战,国家认同日渐成为备受关注的学术话语和重要的实践课题.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前沿要地,同时,又处于国家认同的“边缘地带”.完善的社会保障是强化国家认同的基础性制度,是搭建个人对于国家归属与忠诚感的桥梁.     

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进路

土司制度是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政治基础，也是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的必备条件。明清时期国家主导、上下互动、多元共治，无疑是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的有效进路，为王朝国家制度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历史、治理经验，对新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认为，制度治理不仅要以国家为主导，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双向互动，而且需要“多元共治”。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在变革制度、完善制度、维护制度、督查制度等下功夫，实现国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方面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增强国家制度治理的权威性。探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的进路，寄望于助力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西藏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及启示——以墨脱县社会工作站建设为例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深化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西藏是边疆民族地区,属于社会工作“后发”省区,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墨脱县立足自身实际情况,创新农村社会发展模式,在西藏最早引入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内源与外援”相结合的社会工作发展之路,积累了一定经验,成为西藏农村社会工作发展先行县。本文总结了墨脱县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举措和基本经验,希望能够对西藏其他县市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有所借鉴。     

试论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

现代化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数字赋能公益慈善事业，能有效化解弱势群体急难愁盼问题，使商业行为和企业家更多地担负起公益责任，使民间公益有效融入社会治理，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来稳定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综述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1990～ 2021年收录文献为样本,对国内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在2002年后发文迅速增加,但研究学者团队和机构合作整体情况较弱.研究热点主要围绕民族地区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产业与民族文化资源、文化旅游开发、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等.总体研究内容广泛,却还没有形成系统.未来在围绕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新转化、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问题基础上,可加强中观、宏观层次经济学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

在生活实践层面上,社会资本是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一种重要因素.依据群外社会资本和群内社会资本这种二分法,具体阐释它们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过程中具有的双重意涵.并且,着重从群外、 群内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 互惠性规范、 信任合作等方面,分别剖析它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作用机理.逐步提升群外社会资本增量,能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发展资源不足问题,并以此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李绍明先生的彝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自幼生活在彝区,很早就对彝族文化感兴趣。1953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陈宗祥、吴泽霖、冯汉骥、马长寿、林耀华等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在民族识别、社会性质研究等关于彝族的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硕果累累,弄清了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奴隶社会的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对彝族族源、族属及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所主持的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了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的先河,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李绍明先生还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民族学地位的交流和对话,对学术进行了反思,在此方面也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     

人格权平等的法人类学关怀——对马林诺夫斯基思想的另一种言说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具有传奇色彩的学术经历,由其所开创的现代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逐渐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和呼应,但是很少人着墨去关注马氏人类学思想中的人格权平等观念,亦即用法人类学的维度来解读他本人及其经典著述.马林诺夫斯基对人性尊严的关注不仅体现了人类学研究的内在本旨,同时也诠释了平等之法律价值.据此,从所有人类属性之人格权平等视角来厘析马林诺夫斯基早期人类学中平等价值主题的哲学伦理,实乃为全球不断复苏的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相延伸的民族恐怖主义治理提供了一剂良方.     

复调的探询——张承志研究述评

20世纪张承志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80年代作家的同代人以内心共鸣为先导的感悟与体验式批评,90年代前期价值分化与人文精神讨论过程中二元对立的激烈争议,90年代后期以来以学院批评为主导的沉静而理性的学理反思。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有所拓展,对已有成果的系统梳理与反思是深化张承志研究的重要前提。     

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研究

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文章结合国内外旅游吸引物研究的成果,探讨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问题.通过纵览旅游吸引物研究的概况,具体讨论了符号学理论在旅游吸引物研究中的借鉴、旅游吸引物符号化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旅游吸引物符号化的背景和条件3个基本问题.研究认为:符号学理论和方法的介入,不仅极大地深化了旅游吸引物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同时也拓展了旅游研究的深度和文化视野.在国内旅游学术研究整体缺乏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工具,且旅游学科理论体系较为薄弱的背景下,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是值得期待的,其也需要国内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探索.     

论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

统一多民族是宪法的庄严宣示和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法治特征.具体来说,统一多民族以多民族为物质载体,以统一为固有特征,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散发民族特色思维,保持多民族的共存、共生和共进状态,促进多民族的多维发展,提供多民族的统一基础,追求多民族的整体国家价值.其中,基础内涵提供前提要素,主体内涵确立基本资质,国家内涵保障基本定位,哲学内涵提供科学支持,功能内涵发挥特色效用,法治内涵体现价值追求.     

论经济人类学的若干问题

经济人类学是人类学与经济学对话的产物,它将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有别于经济学的理解.经济人类学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能够进一步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从而使经济人类学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的经济人类学以西方知识史为背景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必须用更广泛的视野来考察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们的需求和动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经常被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过度微观和非典型.因此,其研究方法必须得到完善,不仅要开展跨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级和宏观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