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伊拉克亚述人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

亚述人起源于两河流域北部,以聂斯托里派和迦勒底教派信徒为主,是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之一。20世纪初,亚述人深受“民族自决原则”和民族主义思潮的鼓舞,以“民族”身份凝聚族群,寻求政治独立和族群共同体自治。伊拉克建国后,亚述人延续其独立活动,与英国殖民政府合作,拒绝承认其公民身份,从而催生了诸如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挑战国家认同、族群认同遭遇国家的暴力裹挟和民族同化、族裔民族主义运动冲击并消解国家认同、库尔德政府认同与国家认同相抵牾等一系列的族群—国家认同问题。在后萨达姆时代,亚述人的认同问题在宗派碎片化和国家政局动荡的情势下进一步复杂化,未来也将继续考验伊拉克民族国家构建和族群治理的有效性。     

族群认同感建构的社会学分析:以新疆“民考汉”为例

关于族群认同的讨论已成为社会学族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本项研究以新疆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民考汉"为例,探讨影响族群性的文化特征与主观认同,并试图对影响"民考汉"族群认同的民族结构和制度安排进行客观的分析.     

“Hmoob”“Mab”及“Suav”:美国苗族“Hmoob”人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

美国苗族“Hmoob”人,仍然保存着自己的语言. “Hmoob”人的语言属于苗语西部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其中某些词汇可能源于古代汉语.“Hmoob”人现今仍然在使用的几个词汇如“Hmoob”“Mab”和“Suav”能够清晰地反映出“Hmoob”人群体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建构的历史过程.在建构自我认同与族群分野系统的过程中, “Hmoob”人的族际关系观念受到其历史迁徙过程与华夏民族观的影响,但文化自觉因素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 “Mab”一词与其衍生词汇在美国“Hmoob”人群体的当代自我认同与族际分野中仍然存在,但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

"失败国家"是个敏感的西方政治术语,指代运营困窘惨淡的国家。"失败国家"常伴有民族冲突滋生。"失败国家"与民族冲突之间的内在逻辑表现为统和权威乏力与族际政治动荡相伴、资源匮乏引致族际争夺、认同差异导致族际关系断裂。"失败国家"难以抑制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发过来又常常导致国家更加失败。     

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与中华民族建设

中国模仿性的现代国家建构以传统疆域内各族各群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民族为基础.内忧外患压迫下中华民族的构建直接以爱国主义为表征;同时,中华大地诸族文化、利益熔融的一致价值观使中华民族既是现代中国认同政治的直接载体,也是现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目标.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决定了在现代中国堪称为“民族”的实体只能是“中华民族”.然而,国家全面建设阶段中华民族的虚化及中华民族理论的缺憾使得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战略下构建、完善以“中华民族”国族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族际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强国基石.     

超越“族群－民族”二元框架：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启示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之间的逻辑张力被认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挑战。多元化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矛盾贯穿着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过程。作为对国族认同危机的回应,文化－政治二元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西方民族认同研究,构建了一套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在该话语体系中,民族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定地理范围内具有政治意涵的共同体,而族群是由血缘和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界定的人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合,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和稳定性;族群却被认为可能给民族认同的稳定性带来挑战。发端于“文化转向”的边界建构范式和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认同情境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性话语。在边界建构范式中,民族和族群认同同属一个分析范畴,本质上都是自我和他者间边界塑造的社会过程,是通过意义赋予实现的。身份认同建构既是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又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限制。认同情境论的主张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受到不同情境的制约。边界建构范式和认同情境论有助于我们跳出现代性话语框架下的政治/民族－文化/族群的二元论,对我们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征有启发意义。     

二十世纪中期新加坡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析论

民族国家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解决“谁的国家”的问题。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可以追溯至新马合并时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新马分离后,新加坡并不急于将各族群整合成一个民族,而是努力构建个人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新加坡对华人宗乡社团进行改造、取代,将华人还原成个体的公民直接与之接触。新加坡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力图为各族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确立为具有官方地位的语言,为各族表达差异、发展文化留下了空间。新加坡还着眼于提升落后的马来人的竞争力,在一定时间内优待马来人,肯定少数族群的文化,将国家建成保护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治屋顶。     

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民族国家范式的扩张,全球化推动了世界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既相互支撑、又彼此掣肘的双重变奏,进而成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进行族际政治整合时面临的复杂而棘手的国家治理问题。民族与民主的二元视角与二维治理逻辑,也系统体现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困境,如不断增强的各类族属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弱化、日趋紧张的族际关系使国族虚化或涣散、集体的族属权对于个人公民权利的挤压、诸种理论思潮对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的侵蚀等。多民族发展中国家要突破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困境,需要选择符合国情的民主化道路,增强国族机制的系统持续构建,推动良性族际互动机制的建设,确立正确的族际政治整合价值取向,以寻求合适的族际政治整合道路,如此或能逐步化解国家治理的困境。     

民族自治视角下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模式与族际政治

民族自治作为自决理论在多民族国家的有限体现,其在实现国家统一、族际政治整合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某些非主体民族因之获得与国家及其他非主体民族合法博弈的制度空间。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政治一体与多元共存、公民身份与群体权利,在民族自治框架下均统合于民族国家之中。在以妥协性质的民族自治为选项预期实现国家目标并化解可能的冲突与认同问题时,国家制度模式与政策选择也经受着自治带来的风险与考验。     

社会分化、政策调节与族际整合

族际整合是多民族国家整合的重要议题,关乎国家认同和合法性的缔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三大差距”为表征的社会利益结构失衡,影响到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整合.协调族际利益关系,是族际整合中最为根本的问题.消解多民族社会结构紧张,应在公正协调的发展逻辑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发展优先.特剐是要发挥社会政策的调控作用,着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优先缩小人类发展差距,确保各民族、各阶层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维护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于其上的政治合法性,创造中国族际整合的新机制.     

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想象并成为共同体的呢?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因此可以说怨恨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一度走向极端.20世纪后期,民族怨恨与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特点.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构建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国家治理,构建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宽恕历史积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 ——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彝族火把节在民间被称为"眼睛的节日",其归根结底是"'人'的节日""'人'的颂歌的节日".火把节之于彝族,是"火"的颂歌,更是"人"的颂歌,对火把节所突出的"人"这个主体以及"人"的智慧、 力量、 精神、 生活,应给予充分关注.无论从口头表述还是从行为实践看,彝族火把节在扬善拒恶的叙事主旋律中所张扬的不是"神本文化",而是"人本文化",是彝族社会中传统深厚的以"人"为本文化的积极肯定与美妙歌唱.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透彻理解这点,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此少数民族节日的人文价值的认识.     

民族生态观中的蒙古贞短调民歌文化艺术传承

蒙古贞短调民歌是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中的瑰宝,但在全球化、 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复合挑战与立体碰撞之下遭遇发展危机,面临传承困境.蒙古贞短调民歌的当代境遇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发展问题的缩影,而"千灯互照,光光相映""互守尊严,万象共生"的民族生态观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具有重要启示.在环境与主体的互动中实现民歌文化艺术传承的文化自觉,在美美与共、 重叠共识中探索多种传承方式的互补与互动,在文化互助、 相互学习中搭建民歌文化艺术传承的平台,凸显民间艺术灵韵、 促进多族文化共生,是让蒙古贞短调民歌焕发艺术魅力、 重现文化活力的重要途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反思

人才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落实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和目标离不开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沿线民族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区域内高校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民族地区顺应时代潮流自觉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之举。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如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更是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元明清时期贵州土司区民族图像研究——以《(康熙)贵州通志》 《(乾隆)皇清职贡图》“百苗图”为中心

元至清末,今贵州省系西南重要土司集聚地之一.各土司领地内生息的民族群体,在中央王朝经营进程中,逐渐为内地官员、文人熟知,遂产生了《(康熙)贵州通志》 《(乾隆)皇清职贡图》 “百苗图”诸民族图志,内容涉及各民族群体经济、风俗、劳作诸情形,是研究元明清时期黔省土司区民族图像的重要文献.剖析此类资料内涵,对深化土司学研究领域有着积极意义.     

民族地区进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路径探析

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国家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与探索,目前已在除民族自治地区外的各省市取得了显著成效.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现状呼唤新的财政体制改革,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能够突破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困境,而且民族地区财政自治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存在理论上和法理上的相容性.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特点,先开展扩权强县改革、调整省级行政区划并修改宪法和法律,为民族自治地区更好地推进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做准备.     

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的启示

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     

“一带一路”与边疆经济发展:基于满洲里市的税收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助推边疆经济的繁荣发展.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大力推进,中国边疆经济势必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而税收是边疆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税收与经济关系密切,税收对边疆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文章在分析满洲里边疆城市的税收与边疆经济的关系基础上思考了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发展边疆经济,维护中国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奥拉”与藏族传统村落社会秩序建构——以甘肃N县G村为例

奥拉是甘肃N县半农半牧区藏族传统村落社会内生的、轮流当值的一个功能性组织.其在藏族传统村落中参与宗教及世俗事务的各项管理,从而形成了一个在国家权力保障下的村落内部“双轨制”管理模式:世俗事务的管理模式村长-奥拉-群众;宗教事务的管理模式阿奈-奥拉-村民.为此,奥拉便成为藏族传统村落里村长与阿奈权力的实施者,村规民约的执法者,集体活动的组织者.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规范社会道德,增强村落成员间的凝聚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