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人文之间:马林诺夫斯基的现代性人类学

马林诺夫斯基呼应了思想界新人文主义思潮,他通过坚持实证的科学方法,以及对人文领域的关注,形成了现代人类学研究科学与人文结合的特点。马林诺夫斯基将人类学的学科价值放置于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脉络中,同时又通过严谨的科学实践支撑着人类学不断帮助人们走向对异文化的理解,走向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将人类学带出了工具学科的局限。时至今日,在某种层面上,人类学家们仍然在马林诺夫斯基所开辟的道路上前行,逐渐形成尊重人类多元文化的人文共识。     

从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看人类学

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ff,1887～1939)这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俄国人,用其笔下的英文著作精彩地诠释了从古典到现代过渡期间的人类学,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正是很好地展现古典与现代之交融的作品.长久以来,主流人类学史记住了宣告现代人类学之肇始的先驱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却遗忘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曾经有过的桥梁人物.在今天看来,凝聚了传统和现代两者特征的那一代人类学前辈们,其学术思想同样也是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回首.     

本土知识与人类学传统

本土知识进入当代视野,与人类学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第一,早期人类学的人文反思为本土视角的出现、本土知识的再发现奠定了基础.第二,战后人类学关注发展问题丰富了本土视角的内涵,照亮了本土知识的价值和意义.第三,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形成本土知识的方法论基础,并使人类学成为沟通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桥梁.     

法人类学研究的当代课题

法人类学透过生动的故事指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习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还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秩序。基于法观念和法秩序的非中心化现象,法人类学将文化特殊论和地方例外论嵌入跨文化的法治图景之中。然而,人类活动突破地理的隔离后,文化的交流和竞争对地方性知识形成强大挤压,文化相对论和地方例外论不免受到质疑。文化平等反过来支持文化排斥、文化的群体认知威胁个体选择、地方化的争议解决机制挑战程序正义、法律多元论挑战普遍价值等当代课题日渐突出,法人类学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和积极回应。     

图像时代的视觉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四十八

视觉人类学除去它所包含的艺术和科技的成分之外.反映了人类学一个最根本的人文价值取向,即关注视觉背后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同时,除了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文化内客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它还应该研究视觉工具与人类视觉力的开发,研究视觉认知与视觉思维、视觉符号、视觉表达、视觉传播及视觉文化的传承模式等,另外,关于视觉文化的社会分层、社会控制、时代意象等,都应该是当代视觉人类学关注的问题.     

试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性人类学研究

性人类学主要针对部落社会以及其他技术不发达的非西方文化中的性实践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分析 ,关注的主要是生物的、心理的因素和产生性爱冲动、性吸引以及某种特定性行为的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林诺夫斯基是性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位大师 ,他对异域社会性实践的田野考察建构了一种文化差异 ,为的是让人们找到反省本土文化的机会 ,从而做出建设性的自我批评并抛弃掉那些既武断又矛盾的陈旧观念     

关于马林诺夫斯基对墨西哥市场的研究

前　　言关于特洛布里安德岛的马林诺夫斯基以及英国人类学界的马林诺夫斯基 ,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介绍 ,但是 ,有关他晚年到美国以后的情况和最后的学术活动即在墨西哥的研究 ,在日本却几乎未能涉及。本书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ｉｎＭｅｘｉｃｏ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ａＭｅｘｉｃａ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ｙｓｔｅ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1 982 )由马林诺夫斯基和墨西哥人类学家胡里奥·德·拉·富安铁合著 ,是对瓦哈卡州之市场体系的研究 ,值此日文译本出版之际 ,谨就马林诺夫斯基在墨西哥的研究活…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茨

自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之后,对民族志撰写的理解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批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无疑存在理论视角上的差别,但是民族志方法始终是现代人类学不可动摇的基石。最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对这些差异的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     

纪念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田野工作一百周年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文版序

<正>"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原型人物,那么,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便是人类学的原型人物。"①《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正是这位"人类学的原型人物"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马林诺夫斯基1884年4月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路吉安(Lucjan Malinowski)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任职于亚捷隆大学。母亲约瑟华(Józef Malinowski)来自地主     

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

人类学对于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关注,始于西方人类学家对部落社会的疾病认识、医疗体系与巫术等方面的研究,正是由于人类学对于人类公共卫生的关注而使人类学成为了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在全球化的今天,参与人类公共卫生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使人类学者走出象牙塔,学以致用,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能够为人类学者提供一定的资金与广阔的田野空间,推动学科的规范化发展.     

基于可视化分析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综述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1990～ 2021年收录文献为样本,对国内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研究在2002年后发文迅速增加,但研究学者团队和机构合作整体情况较弱.研究热点主要围绕民族地区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文化旅游产业与民族文化资源、文化旅游开发、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等.总体研究内容广泛,却还没有形成系统.未来在围绕民族地区和民族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新转化、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等热点问题基础上,可加强中观、宏观层次经济学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论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影响

在生活实践层面上,社会资本是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一种重要因素.依据群外社会资本和群内社会资本这种二分法,具体阐释它们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过程中具有的双重意涵.并且,着重从群外、 群内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 互惠性规范、 信任合作等方面,分别剖析它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作用机理.逐步提升群外社会资本增量,能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发展资源不足问题,并以此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李绍明先生的彝族研究

李绍明先生自幼生活在彝区,很早就对彝族文化感兴趣。1953年,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在学习和以后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陈宗祥、吴泽霖、冯汉骥、马长寿、林耀华等先生的帮助和指导,他在民族识别、社会性质研究等关于彝族的历史和现状方面的研究中,硕果累累,弄清了凉山彝族在民主改革前奴隶社会的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对彝族族源、族属及文化对比等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所主持的横断山区"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创了藏彝走廊民族综合研究的先河,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李绍明先生还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民族学地位的交流和对话,对学术进行了反思,在此方面也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     

复调的探询——张承志研究述评

20世纪张承志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80年代作家的同代人以内心共鸣为先导的感悟与体验式批评,90年代前期价值分化与人文精神讨论过程中二元对立的激烈争议,90年代后期以来以学院批评为主导的沉静而理性的学理反思。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都有所拓展,对已有成果的系统梳理与反思是深化张承志研究的重要前提。     

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研究

从符号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文章结合国内外旅游吸引物研究的成果,探讨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化问题.通过纵览旅游吸引物研究的概况,具体讨论了符号学理论在旅游吸引物研究中的借鉴、旅游吸引物符号化的手段和方法,以及旅游吸引物符号化的背景和条件3个基本问题.研究认为:符号学理论和方法的介入,不仅极大地深化了旅游吸引物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同时也拓展了旅游研究的深度和文化视野.在国内旅游学术研究整体缺乏一种文化研究的理论工具,且旅游学科理论体系较为薄弱的背景下,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是值得期待的,其也需要国内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探索.     

论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

统一多民族是宪法的庄严宣示和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法治特征.具体来说,统一多民族以多民族为物质载体,以统一为固有特征,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散发民族特色思维,保持多民族的共存、共生和共进状态,促进多民族的多维发展,提供多民族的统一基础,追求多民族的整体国家价值.其中,基础内涵提供前提要素,主体内涵确立基本资质,国家内涵保障基本定位,哲学内涵提供科学支持,功能内涵发挥特色效用,法治内涵体现价值追求.     

论经济人类学的若干问题

经济人类学是人类学与经济学对话的产物,它将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有别于经济学的理解.经济人类学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人类学家能够进一步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从而使经济人类学发展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传统的经济人类学以西方知识史为背景来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必须用更广泛的视野来考察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及人们的需求和动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经常被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认为过度微观和非典型.因此,其研究方法必须得到完善,不仅要开展跨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级和宏观层次.     

试论铜鼓文化圈

铜鼓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之一,自春秋时期铜鼓在云南由铜釜脱胎之后,于滇池地区逐渐发展成熟,继而传播到越南和川、渝、黔、桂、粤、琼等地,然后再传播至东南亚诸国.20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铜鼓,这些地区基本上属于壮侗语族(侗台语族)生活的地区,铜鼓本身寄寓了丰富的稻作文化信息,在各地有着大致相同的社会文化功能,至今还不同程度存在着活态铜鼓文化.从文化圈的概念研判,上述地区可以看作是铜鼓文化圈,这一文化现象说明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自古以来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与技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