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运动式治理的价值探讨——以元镇环境治理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有其特定价值。文章以废旧塑料产业环境治理为例,从"内"(科层组织体系)与"外"(治理对象所处社会结构)两方面着手探讨它们如何互动以彰显运动式治理的价值。通过比较第一阶段"去问题化"的低效和第二阶段"全面取缔"的有效环境治理策略,研究发现:科层组织所面临的激励环境、当地社会产业结构形态共同影响政府运动式治理的政策实施过程,这种实践也会反向形塑科层组织体系与调整当地产业结构,最终影响治理结果走向。即当治理议题处于强政治激励,且政府治理的方向与社会产业转型、民众认知方向一致时,治理能有效调整当地经济结构与改善生态环境。由此,在社会转型的复杂环境下,社会治理应当转变对象观以及考虑治理对象所属的社会环境,以提升治理成效。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环境规制、资源重置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能否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抓手,成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研究内容.将资源重置纳入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升级框架内,探讨环境规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激发行业内与跨行业的资源重置,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的作用,从而显著促进我国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环境规制资源重置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高污染、中低技术行业要素投入变化、行业组成结构变动的幅度较大.结合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建立恰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激发要素流动以及企业退出、转产行为,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乡村振兴与“能人”回乡:农村产业转型观念的创新扩散机制研究

能人回乡是带领乡亲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其最大的困难是能人带回的新观念被接受的问题。本文对曾是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罗田县的深度贫困村——燕窝湾村的产业调整、脱贫奔小康过程进行调研，考察回乡创业能人在流转农村土地、兴办乡村旅游业、开办农村电商过程中如何转变农民观念，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转型的创新扩散机制。研究认为，回乡能人扮演着“政策企业家”的角色，农村产业创新扩散要抓住乡村能人与意见领袖等“关键的少数”。扩散的内在动力机制属于社会建构机制，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合力驱动产业创新的扩散。开会、上门、闲谈三种传播渠道形成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的“差序格局”，成为创新扩散的外在动力机制。创新扩散的过程伴随着信息、观念的传播，政府、市场、社会多方结合并遵循“政治-市场”的行动逻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升级。     

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

基于“淘宝村”兴起的现实背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电子商务以一种外生技术进步的角色对专业村行业市场的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产生影响。在“准完全竞争市场”等一系列假设前提下分析得出,电子商务的引进使专业村的整体收入水平得到提升,但其提升幅度受到电子商务技术进步率、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三方面有关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互联网普及程度、电商平台建设力度、物流产业发展状况、消费者网购偏好、产品类型、产品特色程度、品牌信用度、替代品行业的电商化程度、追加要素的成本等。如果进一步放宽假设条件,则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还会受到线上销售比重、线下生产效率、产业集群环境等更多因素的影响。     

运动式治理的历史、现状与转型:一个研究综述

运动式治理受到学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作为国家治理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理性化、制度化、专业化的常规治理机制在科层组织治理失效后的有效补充工具和纠偏机制。路径依赖、重塑合法性、管理资源与政策工具有限性以及组织失败与制度矫正逻辑,是运动式治理在治理实践中被大规模使用的重要原因。伴随着对运动式治理类型学研究的逐渐精细化,学界对运动式治理的态度经历了从完全否定到有限承认再到理性认知的转变,表现出日渐理性化的趋势。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协作治理与合作治理是众多学者推崇的运动式治理转型方向。因此,应该从更一般的组织学意义上深化对运动式治理的认知与学术研究,探讨运动式治理的转型问题。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规化治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转换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治理逻辑的转换。脱贫攻坚被看作是运动式治理在扶贫领域的典型呈现,但又与传统的运动式治理理论不同,其实无论是在运作逻辑、动员强度以及治理效能方面运动式治理都有新的拓展,对其我们不应抱有“病理学”的态度。治理逻辑的衔接就是要做好乡村振兴在组织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技术以及治理资源等方面实现常规化治理转型。在政策优化上进一步处理好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政策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行政干预与农民参与以及社会公平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之间四类关系,只有逐渐将脱贫攻坚融入到乡村振兴之中,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式发展,才能够真正做好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     

传统产业判断标准和转型升级动机——以肇庆工业为例

传统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本文的研究以地区产业支柱、产业贡献率下降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限为传统产业的评判标准,构建了相应二级指标体系,并以肇庆工业为例,选择“五类产业、十九个行业”为传统产业。政府基于传统产业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转移升级、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充分利用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面临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管理压力。需要加快转型升级。     

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中国的机制障碍与路向转换

当前中国环境司法的专门化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表现为环保法庭纷纷设立并呈现“过度”量化表征。与环境司法专门化配套的保障机制建设却相对滞后,环境司法专门化运行开始偏离制度初衷,面临突出矛盾和重重难题,导致其价值与功能未能实际发挥。针对环保需求和纠纷数量日益增长的客观现实,必须正视和反思当前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所面临的机制性障碍,以保护环境资源与维护环境权益为逻辑基点,从宏观理念、中观程序以及微观职责等方面进行制度突破和完善,促进专门化环境司法的纵深发展。     

社会转型中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以广东农村为例

农村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不仅对农民健康权和财产权造成巨大损害,而且导致农村返贫率上升,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该文在大量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将如何保护农民环境权益放在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保护农民环境权益的若干建议。     

从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中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

协调发展是我国环境法的首要原则,但该原则的实施现状揭示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困境：环境利益与环境法律的边缘化。环境优先是我国环境法律与政策中正在浮现的原则,应当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以环境优先取代协调发展原则,并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以实现我国环境法制的历史转型。     

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风险的法律治理机制回应

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驱动下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后,以核技术、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及其产业使现代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其为人们提供舒适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生态危机等各种环境风险。改变环境法固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管制的思想,设立新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和监督程序,增加对环境风险评估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形成环境风险治理的有效机制。     

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的应然之选。     

生态现代化视角下农村工业环境成本转化机制

农村工业的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及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其难点在于构建可持续的环境成本转化机制,从而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典型的环境倒逼式转型——河北农村铁网产业环保升级改造为例,从生态现代化视角分析其转型过程中环境成本转化机制和进展。分析结果表明：在环境政策的强力规制、行业协会的积极推动、基层政府的多重支持下,农村工业以环保改造任务外包和非技术性生产调整的方式取得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阶段性进展,但其环境成本再外部化面临缺乏技术创新和消费端激励的困难,其绿色转型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的问题;由于研发和资金不足,我国东部农村工业难以走生态现代化的路子,政产学研社协同创新及绿色消费机制的建立或将有助于突破其环境成本再外部化的困境。     

城市环境治理：问题及转型期的解决途径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城市环境治理，经过多方面不断努力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也有法制的原因。因此，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创新措施，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从日本环境法理念的转变看中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

随着1990年代日本环境法理念真正从"产业优先"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日本已成功地从"公害列岛"跻身为"公害防治先进国"。我国应在借鉴日本环境法理念转变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于我国第二代环境法的发展之中。     

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从“生态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到“制度转型期”

现代环境伦理学应包括两大问题 ,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本文据此对现代环境伦理学中主要流派的观念恰当性进行评论。首先基于对“内在价值”概念的剖析 ,比较了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并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发达国家中的实践意义。接着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处理着眼 ,比较了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生态中心主义 ,指出生态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广泛可接受性 ,并且提出了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理性生态经济人”行为模式。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期中环境伦理观的选择 ,指出其优先需要的是环境意识启蒙以及有利于提高与落实环境意识的一系列行动纲领     

试论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审计

环境审计是评审企业环境责任的有效方法之一,在评审企业环境责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环境审计,确定或解除企业的环境责任,以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