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一体"的民族文艺发展理念

"多元一体"的理念对推动民族文艺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繁荣是有借鉴价值的.民族文艺"多元一体"缘于民族历史、基于民族事业、含于民族文化、成于民族创造,这是在认知逻辑上的起点.挖掘、培育各民族人民群众创作的民间文学艺术,激发民族文化艺术家的创作热情,这是在创作层面上的基点.让民族文艺成为消费热点,让中国风格成为世界潮流,这是在文化消费层面上的热点.     

结构与过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从多元走向一体

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整体性宏观研究的典范，是中国话语的具有国际意义和价值的创新之作。但是20年来，为什么一直处于共识与分歧并行的态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多元一体理论内涵的本质是一种结构论，而如果再加上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论的诠释和解读，一些不理解和质疑就可能迎刃而解。面对全球化，在“属于中国的就是属于世界的”这个事实面前，中国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单独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而只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建构相匹配的中华民族，才能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正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就是属于中国的，这也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论中国民间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

近百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从资料采录到理论研究都积累了大量学术成果,但至今缺乏对中华民族民间文学整体格局的归纳。从整体角度看,作为中华文明外显符号的各民族民间文学,具有发生学上的多源共生、历史交流中的互渗互补和国家统一过程中的交融整合三大特点。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民族关系研究领域的新颖之作——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在我国民族理论、民族史学界历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民族关系的研究向来比较敏感。中国的回族史堪称是一部回族与其他民族的族际关系史。对《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认为该书是一部新颖之作,在理论探索、研究方法、分析归纳以及学科建设诸方面都具有创新意义。     

论辽金朝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逻辑

辽金两朝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这一时期,北方地区社会形态和民族分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不但对辽金国力的强盛和北方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条件和特点促成了契丹、女真人侵入中原地区的内在动力;中央集权统治强化了北方地区各民族整合,奠定了多民族政权的治理体系格局;经济结构转变使得北方地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经济上形成相依与互补的关系;军事征伐成为诸政权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了解和联系的催化剂;对儒家文化的倡导和学习加快了契丹、女真人的儒化进程,使各民族之间共同性增多,最终为我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浅析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

费孝通先生以史学的视觉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变迁的脉络 ,又用社会学的理论界定了各个民族所具有的共性和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该观点既是对我国特定历史的经验总结 ,又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 ,必将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带来深远影响。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三个层次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中国民族学的基本理论之一。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学术界应该进一步扩展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狭义层面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适用于中国大陆56个民族之间,中间层面适用于大陆与港、澳、台同胞之间,广义层面适用于中国与海外华人之间。三个层面的划分建立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始终围绕民族认同这个核心论题展开,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新梳理和进一步发展。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以及研究中国民族现象的一个核心概念,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共同体而言,与中华民国不一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延续了"中华"这一象征性表达的基础上,还通过具体的政策、法令和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总体性实践着"多元"的平等、团结和发展,从而把中华民族总体性存在从自在的形态转向了自觉的存在。这种转变意义的内涵在于:中华民族主体在象征秩序的合理性调适及介入下,实现了民族自在实体和自觉实体之间的统一。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市场规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民族地区的技术和人才援助,加大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技术人才的培养,促使民族发展模式由连续共生的模式向一体化共生模式演变,民族共生介质的多样性和互补性更加明显。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已经基本形成。     

边疆与中央: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为什么会从多元走向一体？政冶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向心力是边疆与中央政治关系的关键所在，其原因在于各民族共同建构了中国。     

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

唐朝前期民族融合与发展 ,体现出唐朝前期的强盛局面 ;但是“安史之乱”以后 ,地方分离与民族分化则成为另一种现象 ,并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分立局面。其原因表现在多方面 ,但王朝集权的削弱 ,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民俗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

多元一体是中国民俗学的特殊性格。多元指多民族、多区域,一体指一国,由此,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旨趣和目的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理中国各民族、各区域的民俗文化财富;二是对各民族、各区域的民俗文化作深入调查,对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做比较,发现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基于我国民俗学多元一体的特征,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需要立足于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推进学术流派建设战略。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民族”内涵再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

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基础上,对与此重要论述相关的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层次性展开讨论。文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精辟论述更为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三十余年前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文"民族"概念内涵的两层次性,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实现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文化生产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族群格局的建构是多民族国家社会秩序的重要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文化生产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汉族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地位不只是官方倡导、推动汉文化的结果,对于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发挥影响的还有汉文化在族群观念上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中华帝国在文化生产形式、文化制度上的某些特征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内地城市的新疆少数民族移民与民族交融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转移是一种重要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内地城市是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重要目的地,经济型流动人口是主要流动类型,流动方式包括自发的人口流动与有组织的劳务输出。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内地有效地扩大了民族交融的内容,整体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但也存在着局部的冲突与摩擦,而城市社会的排斥与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差异,则是影响民族交融的主要因素。加大对新疆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形成混合居住模式则是扩大民族交融的有效路径。     

辽西走廊地带民族三交的环境基础及其过程研究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中国疆域发展过程中,辽西走廊发挥着重要的榫卯作用。自燕秦汉以来,中原农耕民族与东北游牧渔猎民族、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辽西走廊为交流、交往、交融纽带,通过自然凝聚与政权整合,完成从多元到一体、从分立到一统的过程,而独特的区位和地理环境为辽西走廊及其辐射地带诸民族三交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基础。辽西走廊地区诸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地方证据,是中国诸民族通过自然凝聚、政权整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见证。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