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共享发展视域的中国第三次分配:阶段、问题与路向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它践行着以“现实的人”为主要内容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要求从“现实的人”出发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以第三次分配中“现实的人”达成共享的程度为准据，可将第三次分配发展划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侧重于关注生存保障，中级阶段侧重于提升共享品质，而高级阶段侧重于实现共同富裕。当前中国第三次分配正由中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在目标群体扩大、涉及内容多样、参与热情增高的同时，存在着对象覆盖面不全、内容精准性欠佳、群众参与度不高与发展推进力较慢等问题。未来提升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的效能，需坚持“四化”发展原则，不断强化第三次分配覆盖范围，普惠受益保障共享起点；细化第三次分配内容体系，精细治理保障共享机会；转化第三次分配参与动力，协同共治保障共享伦理；优化第三次分配推进速率，生产推进保障共享发展。     

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与推进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方略。基于人类社会对共同富裕的设想与实践,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需遵循“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基本逻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应围绕共同富裕实现逻辑的关键要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全过程中达成共识、强化共生,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共建,以全体成员致富能力的提升促进共富,以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促进共享。通过构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初次分配参与共同富裕,以社会保障为代表的二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以慈善事业为核心的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共同富裕,在共生—共建—共富—共享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推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角下激励第三次分配的法治进路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及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第三次分配必不可少。国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以法律和政策的双重手段调整复杂多元的分配关系,通过建立稳定长效的第三次分配激励机制,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我国已逐步形成以促进慈善事业、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慈善资源分配为基本维度的第三次分配政策框架,具体政策的落实有赖法治充分发挥其促进、激励和保障作用。第三次分配发展面临治理范式与分配内容不适配导致治理失灵、分配方式存在缺陷导致分配效率不足、法律激励偏重外在致使分配效果不佳等现实挑战。在法治层面激励第三次分配发展,需要各类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构建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多重治理体系、优化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慈善资源结构、拓展适应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激励相容机制。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及系统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民族地区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场域,乡村生态振兴是民族地区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从理论维度看,经济增长理论、精神生产理论和生态正义理论为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逻辑机理。通过聚焦自然资源的财富属性促进经济发展,助力民族地区乡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生态文化的精神产品生产与再生产,实现民族地区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通过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构建,促进民族地区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从实践维度看,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面临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文化传承、生态组织管理、生态主体协调、自然环境安全等诸多挑战。未来需要树立系统治理的思维方式,注重前瞻规划,坚持全局意识,促进多元协调,实施整体推进,以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振兴助力共同富裕提质增效,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第三次分配发展的正式制度缺失与构建——以共同富裕为视角

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对解决当前收入差距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第三次分配发展缓慢,没有发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有作用,其原因主要为缺失国家政策上的支持,缺乏宏观和微观法制环境的支撑以及监督机制的约束;促进第三次分配的快速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从政策、法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相关的正式制度.     

“两翼协同”战略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嵌合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周边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涉藏州县、大小凉山等欠发达地区,大多也属民族地区,这片区域在“两翼协同”战略推动下实现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嵌合发展,但也面临跨区域、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克服跨区域、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走出“双跨”困境？文章从空间社会理论角度,基于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提出在“嵌合-空间再造”逻辑主线上营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地区融合发展的新空间,以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嵌合发展的基本主张。为此,在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进程中,一要在发展策略上,坚持成渝双城经济圈北翼“一体化发展”、南翼“融合发展”、外环“嵌合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二要在合作方式上,成渝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在“生产-生活-生态”实践逻辑上再造“三生合作”新空间,实现嵌合发展;三要在协同创新上,川滇黔渝四省市一盘棋共建“民族环线”试验区,把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原生态经济圈、康养乐居旅游圈、多民族文化圈,达到共同富裕。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的政策支持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文章认为,共同富裕的难点在低收入的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民族地区,在协调发展方面还面临着较大的缺口,这既表现在东西部、内地与边疆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包含着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以人为本的发展“不充分”这些基本的矛盾要素。文章分析了民族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指出民族地区处于多个国家战略的叠加,为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文章基于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提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要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支持政策,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共同富裕实现进程中收入分配秩序优化路径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对应着科学和公平的分配秩序。不容乐观的是,现行收入分配秩序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尚不匹配,主要表现为初次分配失衡、再分配失守、第三次分配失重。围绕“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政策目标,未来应该根据难易程度对我国收入分配秩序进行优化改革,构建与共同富裕相匹配的现代分配秩序。这一优化路径可分为：在民生导向下,推进弱化普通产品类税收,降低民生税负、在保民生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类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精准性、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等一系列改革;在民本导向下,打造人性化的个人所得税制、强化非税收入管理、培养社会公众的公益本体意识;在民主导向下,建设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推进财政民主化进程、出台《工资基本法》等一系列改革,最终目标是缩小收入差距,助力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对分配秩序进行系统界定并基于此实施精准分类,一改既有研究偏重分配格局的舍本求末做法,且立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对我国未来分配秩序优化进行了尝试性探析,具有改革内容的层次性和改革手段的差异性。     

共同富裕视域下三次分配的理论基础、本质要求及路径保障

在我国,三次分配是以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分配原则,以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为分配基础,把第三次分配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种基础性制度安排,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有效措施。本题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原则,以“社会道德良知”为价值选择,以“社会共同富裕”为价值归宿,建构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问题的基本共识,突出强调改善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上的最大公约数。三次分配以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宿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分配必须遵从社会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舆论导向,培育社会道德良知;加强政府对分配的监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分配;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共同富裕逐步形成。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追源溯流、逻辑转向与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从建党之初的发蒙启蔽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探索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后的破旧立新到党的十八大以后的强化提升,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从未止步,共同富裕的内涵也在这种赓续接力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步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思维和理念也在与时俱进,面临着深刻的调整与转向。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要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作用,完善共同富裕“布局”;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汇聚共同富裕“合力”;坚持协调发展,加固共同富裕“支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补齐共同富裕“短板”;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富裕,增强共同富裕“动力”。通过多维措施的构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增进民生福祉,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     

解放农民与"共同富裕"制度化--邓小平百年诞辰感言2004"一号文件"

国民收入中“弱势群体”农民的初次分配很差 ,再分配当然更差 ,遑论“三次分配”。不合理的税赋加重了农民负担 ,户口、农地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 ,成为“三农问题”的制度症结。局限在“三农”圈子论“三农” ,中国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和谐。“解放农民” ,减少农民 ,以制度化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 ,将是 2 1世纪中国最英明的抉择     

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生成逻辑、运行现状及优化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第三次分配对于巩固脱贫攻坚、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共益型企业家精神理论、共享发展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阐明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同时围绕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四个层面阐释了第三次分配推动乡村振兴的运行现状;厘清了第三次分配促进乡村振兴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针对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行为,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完善文化动员和组织动员机制,引导全社会参与第三次分配;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形成先富带后富的良好局面;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社会主体参与第三次分配积极性;运用数字技术对接第三次分配,助力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视域下“一个民族不能少”的话语嬗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做好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必然要求“一个民族不能少”。以建党百年的大历史观审视党的民族工作,将“一个民族不能少”作为价值遵循是一条重要经验。百年以来,“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经历了奠定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进行共同富裕的社会动员、确定共同富裕的政策保障和彰显共同富裕的时代目标四个表达阶段。虽然每一阶段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推动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历经百年嬗变,既是一种价值遵循存在,同时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主体、主题、主力等理论要素。话语来源于实践,也指引着实践的发展,“一个民族不能少”话语具有促进解决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民族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等实践指引价值,能够不断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族人民迈向共同富裕。     

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基本特征与结构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优化分配制度安排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和基础性措施。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处理好分配制度安排中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通过与时俱进地改进分配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等措施,着力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论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

“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贡献.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平均主义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但也要防止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波浪式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地区、后富的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本文则强调第三次分配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其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有所回升,城乡、地区和行业间收入绝对差距以及财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态势值得重视.初次分配制度不健全,政府再分配职能发挥仍不充分,第三次分配作用不显著等制度性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还面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国内外诸多挑战.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合法劳动报酬权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其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是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有所回升,城乡、地区和行业间收入绝对差距以及财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态势值得重视.初次分配制度不健全,政府再分配职能发挥仍不充分,第三次分配作用不显著等制度性因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同时,我国还面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经济结构转型、人口老龄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国内外诸多挑战.加快我国收入分配改革,要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维护合法劳动报酬权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