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构建--以分析现有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的阻碍因素为切入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有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存在一些阻碍因素，不利于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打击跨国洗钱犯罪。中国与东盟应当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排除政治分歧，减少各种对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的阻碍和干扰的因素，共建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全面完善刑事司法协助双边条约内容；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有效实施；设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反洗钱机构，制定自由贸易区反洗钱建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

在我国,刑事司法关系是办案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运行关系.1949年以来,刑事司法关系在实践中经历多次调整,在规范层面逐渐形成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并上升为宪法规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调整了国家权力构造,使刑事司法关系从一元构造转向“调查—检察—审判”和“侦查—检察—审判”的二元构造,进而再造了公检法关系,又规范了监检法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可以更好地强化权力制约、加强人权保障和提高任务效能.     

外国公司经济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完善

我国现行应对外国公司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存在着刑事政策宽纵化、罪刑失衡以及自我废弃司法主权等诸多问题,与在华外国公司的犯罪高企态势不相适应。为此,应按照"内外一视同仁"的刑事政策加强监管惩处,同时借鉴域外经验完善相关立法,如扩张相关犯罪如行贿罪等的范围,明确"贿赂"等相关概念的边界,使对外国公司经济犯罪的刑事治理体系化、制度化。在此基础上重置司法管辖权,改变以往司法权的消极态度,通过参与跨国合作,特别是预防打击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主动介入到我国有管辖权的各类外国公司犯罪中,藉此提升我国应对外国公司犯罪刑事治理体系的实效性。     

数字治理中公平原则的遮蔽与解蔽——对数字治理效率优先的批判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形成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形态。数字技术以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构社会治理方式,即在治理中高效处理数据信息、优化升级治理过程、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及实现多场景应用。数字技术对效率优先原则的追求和强化,使数字治理的生发和走向受到技术逻辑的控制和主导,遮蔽了其价值内核：公平原则。这表现为,数字技术“窄化”治理数据信息、“非中立化”治理决策行为、抑制人的主体性发挥、扩张政府和企业的权力等。公平作为内嵌于数字治理之中的伦理价值和社会性内核,是数字治理的应然目标和实然追求。因此,要想真正“解放”数字治理的“生产力”,需要通过完善治理数据信息、规范治理决策过程、推动人的主体性建构和限制权力无序扩张等途径,追求数字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互构”,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机制的正当程序研究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在权力设置和行使上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就违反了权力制约和正当程序原则,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机制的正当化,应当以正当程序为基本原则。从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两方面入手,建立和完善权利与权力制约机制。具体来讲,加强人民监督员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应是今后检察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     

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构建——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切入点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在中国区际刑法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能切实满足两岸刑事司法合作的现实需要,显著拓宽两岸刑事司法合作的领域,彻底改变两岸刑事司法合作的模式,明确揭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路径.但是,该协议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性质比较模糊、内容过于原则以及表现形式有混合性等.因此,有必要根据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实务经验进一步予以完善,以便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活动全面地签订协议.     

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的困境观照与治理路径

互联网金融平台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核心参与者及建设者,对互联网金融运营享有治理权力是合理自洽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权力来源于平台自身的设权、行业自治组织的赋权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授权,因而平台权力性质也呈现"公私混合"的特征.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权力行使处于失控的状态:微观层面对平台与用户的基础法律关系形成破坏,中观层面对用户(金融消费者)群体法益造成损伤,宏观层面对市场经济秩序产生冲击.对此,应当围绕公平、安全、效率价值相协调的内源性方法,行政监管权、行业自治权与平台规制权均衡的外源性方法以及完善的保障措施三方面展开,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多源治理路径.     

司法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治理问题,系统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方式。从系统科学视角来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司法治理系统则是其子系统。司法治理系统自身及其与社会治理其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可产生超出个体效应的叠加效应,从而促使和谐理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协同论深入分析司法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运行逻辑,可为探寻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路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战略协同、规则协同、组织协同、实施协同和环境要素协同等多个维度建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可为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     

刑事侦查中的司法令状制度探析

司法令状的签发必须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前者以“可能事由”为重要标准,后者以“特定性”为主要特征。令状制度体现了司法审查原则,它将政府与人民之间具有宪法意义的“政治关系”纳入了“技术化”的程序处理系统,以规范侦查行为、维护个人权利和保障司法独立的形式予以“个别分解”,这不仅可以使直接的利害关系人通过正当程序获得救济,也可以使政府执法所依赖的政治权威得以维持。虽然令状制度具有控制侦查权与保障人权的功能和维护刑事执法正当性的价值,但其本身以及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存在着问题。     

司法正义理念的溯源及证成

追溯西方法政思想史,司法正义、法律正义、社会正义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勾联。权力分立与制衡的观念构成司法正义的前提,古典的自然正义思想赋予了司法的正义属性,正当程序从程序正义上保障了司法正义的现实性。司法正义理念的有效整合需要反思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二元对立,发挥报复性正义与恢复性正义的互补机制,实现立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的合理衔接。     

论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效率原则

诉讼效率原则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效率原则有不同的内容体现,对刑事司法职权配置有不同的要求。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是推进刑事诉讼程序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权力自由度的扩大、程序控制性职权和程序过滤性职权的强化是效率原则在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主要体现。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立法的问题与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之所以会出现强制措施的畸多、畸重适用,以及实施效果不尽理想等问题,既与现行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不足有关,也与公安、司法人员执法的价值取向有关.完善强制措施立法应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参照,着眼于对权力的限制和权利的保障,建立起诸如有限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中国特色的保释、必要的程序无效等制度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以保证强制措施正当适用,发挥应有功能.     

论司法审查制度之困境与出路

就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言,以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为主旨的司法审查机制具有明显的价值合理性,但是,在制度实践方面,现行司法审查机制的展开却遭遇重重困境,表现为司法设置之体制依附性、司法审查范围之局限性以及审查标准之单一化。重整与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之根本出路在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彰显和强化司法独立;拓宽司法审查的对象范围,变审查法定原则为审查假定原则;实现司法审查标准的多元化,推行司法最终裁决原则。     

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理念之法理分析——以我国法制历史发展变化为视角

从“罪犯也是公民”的第一腔到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历经三十年的路程,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无罪推定原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确定,死刑适用上的限制等措施都彰显了我国在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同时我国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还存在众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了解我国的实际,另一方面要理清思路,提出的措施做到既合乎逻辑又切合实际。从理清思路的角度,就是要树立人权观念与程序正义观念,认清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     

现象、原理和规制：人工智能司法与刑事程序正义的融合之路

在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刑事司法中得到深度应用,并且在预测警务、犯罪风险评估、量刑决策辅助等法律事项上发挥出技术层面的效率优势。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介入刑事司法活动当中,对传统刑事程序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产生技术性冲击,尤其是算法偏见和算法黑箱等难以避免的技术难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裁判中立原则、程序公开原则、程序对等原则和程序参与原则。但是,在弱人工智能司法的现实语境下,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因为司法活动中人的主体性依旧可以发挥规制作用,而在人工智能司法中贯彻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以及分布式道德责任理论。最后,刑事程序正义理论应当借鉴技术性正当程序理念,通过引入机器决策风险提示、算法透明原则、算法审计以及算法问责机制等举措来实现技术赋权,强化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遏制证券犯罪路径探寻——以完善证券行政执法为切入点的思考

证券犯罪属于行政犯罪的范畴,具有“前提法定性,刑事法定量”和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双重责任的特征。其认定有赖于证券行政执法权力的有效实现。文章以完善证券行政执法为切入点,通过保障调查权力、建立健全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等一系列法律治理举措,实现遏制证券犯罪的有效路径。     

民主与参与：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群众路线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同阶段分别承载着“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立国和“民主-国家”建构的执政治国功能。执政治国时代逻辑勾连的“民主-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同一,赋予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使命。治理逻辑的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解构了“为谁治理、靠谁治理、怎样治理”的治理本质和实质问题。群众路线中的“一来一去”潜藏的“从权力到权利”的治理本体论具体表征为“民主和参与”的治理方法论,二者的内在合一表现为国家治理中的民主集中、协商民主和逆向参与、主动参与,以此构设出群众路线的国家治理逻辑。     

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调试

随着恶性网络暴力事件不断见诸媒体报道，如何依法有效治理网络暴力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当前已确立的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既存在私主体与公共部门的主体混合，也存在行政监管与犯罪风险防控的职能混合，属于“混合治理体制”。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确立此种模式，有利于弥补现行法律规制效果的不足，还能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事前自主合规方向，具有充分的现实需求。但是，若以比例原则审查，此种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存在目的识别挑战与手段合目的性缺陷的体系风险。可调整对网络暴力的“零容忍”态度，将合理分配网络暴力风险作为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目标，以辅助性原则与明确性原则指导网络服务提供者确立网络暴力专项合规计划，以有效衔接平台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并构建事前自主合规与事后强制合规阶段的有效性审查与底线保障机制，实现对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合理调试。     

试论司法调解进社区——基层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可能路径

司法调解进社区,指导和参与社区调解活动是能动司法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实践途径,也是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实现形式。基于能动司法理念,为凸显司法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基层人民法院应遵循"走出去"的方针,以促进人民调解功能的发挥为目的,完善司法调解进社区机制,并以此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