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一直是政府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新能源企业是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治理的关键主体。为了驱动新能源企业的创新发展,政府通过一定的创新补贴予以刺激,而政府创新补贴发挥效用如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企业所处创新环境,以我国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从创新投入和双元创新两方面探究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创新补贴对我国新能源企业的创新驱动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强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激励作用,非技术型新能源企业对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更为敏感,创新环境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和国有企业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较探索式创新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利用式创新的激励更为显著,创新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敏感。     

政府补贴与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来自山东省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立足山东省上市公司,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考察该影响在不同异质性特征企业中的表现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促进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方面具有显著的实施效果,政府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且该影响在所处行业竞争弱、国有产权与多元化程度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但不受规模异质性特征影响。研究同时为山东省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细化与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创新异质性、政府补贴与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发展

军民融合正处于由初级阶段向深度融合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创新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促进两用技术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而政府补贴手段在军民融合创新活动中能否带来企业绩效的提高还有待验证。因此,有必要对军民融合上市公司的政府补贴、创新异质性以及企业发展之间关系展开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府补贴在研究型创新活动中支持效果较好,而在开发型创新活动中则不显著。（3）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方面,国有企业要好于民营企业;而在企业绩效方面则相反。（4）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影响从高到低传导渠道依次为:研究型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开发型创新投入。因此,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企业性质壁垒、提高成果转换率等方式提高政府补贴的影响效果,对促进中国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至关重要。     

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9专利数据的经验证据

文章建立博弈论模型研究了在逆向选择的融资约束下创新项目的 私人融资和政府补贴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政府研发补贴可以降低技术型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政府通过对创新企业的筛选分配创新补贴可以为基于市场的金融企业提供一个企业是"高回报创新企业"的信号,从而减少金融市场的资源错配.文章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专利数据对政府补贴在融资约束下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抑制作用,政府直接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有促进作用,可以有效缓解创新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间接补贴对于融资约束下的企业创新作用不显著.     

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来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激发实体经济市场活力,处理好金融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会抑制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企业金融化—创新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与“企业金融化—人力资本投入—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制造业企业以及非四大审计的上市企业分组中上述抑制性关系更加显著。本文在首次提出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概念的基础上,阐明了金融化与实体经济财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理,为合理引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重振实体经济提供了理论参考。     

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研究

政府补贴作为产业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往往被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迄今为止,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仍未达成共识。基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主要载体——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文章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于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结果表明：第一,政府补贴总体上显著提高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第二,政府补贴对于小规模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第三,政府补贴对创新产出的促进效果,可能来自于提高科技经费投入、加大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以及吸收外部先进创新技术这三方面作用机制。     

非正式制度、市场化进程与政府补贴——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会扭曲政府补贴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市场化进程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针对上述问题,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1)政治关联度越高的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越多。即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会运用自身的政治资源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会将补贴分配给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2)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企业政治关联度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应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政府补贴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扭曲,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正式制度不断完善,最终优化政府补贴资源的配置。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补助与涉农企业创新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涉农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涉农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激励涉农企业创新投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激励作用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高、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中部地区的涉农企业中更明显。政府补助负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涉农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调节效应在政府补助额度高、SA指数低、非国有产权性质、南方地区、东部地区涉农企业中尤为显著,但对政府补助额度低的涉农企业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适度调整经济政策以激励创新、适度减少政府补助以降低补助政策负外部性提供现实佐证。     

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来自2009-2013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补贴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市场化进程、市场竞争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贴难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在市场化进程不同的地区、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的行业以及在股权集中度不同的企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单纯增加补贴力度难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要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必须完善补贴制度:健全补贴对象的筛选机制;改革科技评估和评审体制;建立和完善政府补贴的信息披露制度;探索建立政府补贴的退出机制;建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信用机制。     

政府支持、供应链关系与研发创新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共同发挥作用,两类资源配置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力度小的公司,对要素市场网络中合作伙伴的依赖度高,会充分利用供应商提供的要素资源,推动自身研发创新;而政府支持大的公司,可以从政府手中获取低成本的资本与生产要素,缺乏以研发赢得利润的动力,供应商提供的要素资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不显著.因此,在我国这一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的环境下,解决要素资源错配,加快和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进程,是改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不足的重要动因.     

晋升激励、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地方政府竭尽全力追求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以GDP为主要指标考核省级党政领导,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领导人将得到晋升.为了获得晋升机会,中国省级政府领导人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不遗余力地发展地方经济,而制度创新是地方领导人获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之一.制度创新要花费成本,消耗地方领导人的时间、精力.各地政府争相创新提高经济产量的制度,是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的重要因素.     

制度化环境要素与基层政府“绩效拐点”--来自安徽省部分乡镇的经验证据

HalG.Rainey等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提出的“绩效拐点”论对中国基层政府是否有解释力,目前还没有任何经验性的研究可以证明。试图探讨加强基层政府的工作自主权、自主财权、工作监督能否显著改善其绩效。利用对安徽省部分乡镇的问卷、访谈调查数据,从政府内部、外部两个方面的7个维度测量乡镇政府绩效,并运用ologit回归分析检验相关研究假设。结果表明:增加基层政府工作自主权和工作监督能显著改善其绩效,“绩效拐点”论并不存在;但增加基层政府自主财权并不能显著改善其绩效。赋予基层政府更多工作自主权、平衡地方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利益诉求,对于改善基层政府绩效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以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

翻译政府工作报告这一行为的目的是让译文接受者准确无误地理解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依据德国功能派提出的功能目的论,结合英汉语言差异,分析政府工作报告的特点及其英译原则,指出译者为取得对外宣传的最佳效果,应采取的一系列翻译策略。     

国家高新区创新驱动战略、科技投入与高质量创新

创新驱动战略是实现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创新的重要支撑,已成为国家高新区创新转型发展的关键依托,但其对高质量创新究竟起到何种影响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采用准自然实验法,实证检验了创新驱动战略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科技资金与人才要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创新驱动战略显著促进了国家高新区的高质量创新,并通过集聚科技资金与人才要素显著强化了这一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驱动战略对高新区高质量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成长周期异质性与发展定位异质性,即“非成熟型”与“非世界一流”高新区创新驱动战略对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通过释放市场需求红利将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转变为企业绿色创新优势成为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采用基于城市层面的市场潜力指标衡量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利用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被引次数分别反映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进而研究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减少资源错配、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和减少企业销售成本等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考虑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行业、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国企、重污染行业、中西部地区绿色创新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考虑政府干预作用后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弱化了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充分发挥。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鼓励企业绿色创新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地方债务增长吗?——来自中国省级城投债与空间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与政府晋升考核机制背景,分析地方政府间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5-2013年我国省级城投债面板数据,从税收竞争与引资竞争两个维度刻画地方政府竞争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务规模存在全域范围的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其局域性的空间集聚特征也尤为明显;不论是税收竞争还是引资竞争,均显著地促进了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对本地区地方债务规模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如果忽略这种影响,会低估地方政府竞争对地方债务增长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地方政府竞争、空间关联、金融发展及财政缺口等方面提     

创新经费来源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自有创新经费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作用

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时使用"内部的钱"和"外部的钱",是否会影响创新质量?基于信号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研究内部自有创新经费和外部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影响.采用中国沪深A股2010—2017年面板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和自有创新经费都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策略性创新有促进作用.两者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自有创新经费存在助推作用.更进一步研究表明,与自由竞争行业相比,垄断行业的政府研发补贴对自有创新经费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本研究从理论上对企业实行策略性创新进行了经费类型的解释,同时在实践中为政府创新经费的宏观布局提供了管理启示.     

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实质性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高技术产业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R&D补贴、产权性质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强度补贴会显著降低政府R&D补贴的正向作用;民营经济比重的上升则有助于政府R&D补贴作用的充分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2000—2018年,仅2005、2011和2013等三个年份的补贴强度过高,2007年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均处于合理区间。分区域来看,补贴强度过高的省份多达12个,且大多数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民营经济比重过低的省份有7个,且大多数位于西部地区;补贴强度和民营经济均处于合理区间的有北京、天津、河北等14个省份,而两者均处于不合理区间的有山西、江西、湖北等5个省份。因此,合理设置补贴额度、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优势,是真正发挥政府R&D补贴作用、实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