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类期刊打造市场品牌的战略思考

学生类期刊打造市场品牌的过程就是“商业化与竞争化”激烈“碰撞”,并不断“洗牌”的过程。不管从期刊社的微观层面,还是从市场体系的宏观层面,我们都应从战略的高度去认真思考,以尽快培育出本国的期刊品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研究主体向度的历史性考察

从理论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主体性思维与经典文本交互作用的过程,是经典文本的生成及其实践解读过程。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历时性和内生性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必须结合时代的实践需要。从主体的向度和历史反思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所表征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加以区分和比较,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张家成李班传统儒家学说以“明德”为本。儒家所谓的“为学”就是要学作“大人”、“圣人”，儒学的主要经典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学作“圣人”立论的。因而，“为学”的本质内容即是道德修养论。宋明时期，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随着儒...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周秦儒学仁义精神现实化的回顾与探索

儒学的主体精神肇始于孔子和孟子,其本质是对人的担当的发现与认识。仁、义是儒学主体精神最核心与最显著的标志,孔孟围绕两者建立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学主体精神的根基。然而,儒学主体精神在孔孟那里仅完成了初步现实化,与之相伴而生的“不仁不义的主体精神”“单向度主体精神”“共同主体精神”及它们现实化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儒者。经过不断探索,人们发现了儒学生存问题的关键,即面向大众仁义主体精神如何现实化。     

走向理想之路 ——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自近代始,儒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成了“游魂”。由此,现代新儒家从终极关怀的层面贞定儒学的宗教意义,阐释了其“内在超越”的特征,指明理想性的层面是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力之所在。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文本分层理论与文学经典问题

文本分层理论认为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结构存在,不同的批评方法进入文本的不同层面获得不同的意义,从而对文本形成不同的评价。文学经典建构是批评话语将契合自己最高标准的文本推入艺术界,使其获得中心地位和合法性的过程。在今天的全球化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越界现象频繁,文学经典认同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但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从文本分层理论中获得相应的解释与说明。     

理性行动与自我理论--从微观／宏观问题视角重读科尔曼

理性选择理论试图将经济学范式引入社会理论建构,在借鉴经济学对于个体行动的基本假设基础上,集中讨论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如何过渡到宏观层面的系统行为。针对基于经济学假设的理性行动模型的缺陷,科尔曼提出自我理论,通过讨论个体的社会行动决策过程,为解决社会学理论中经典的结构与能动关系,即微观／宏观问题中的宏观到微观过渡问题奠定了基础。科尔曼的自我理论是对社会研究的本体———个体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这正是当前社会学理论的全新趋势。     

以生命之学达宗教之用--梁漱溟儒学思想简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主张“返回到事实”去解释儒学,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将儒学从符号形式还原为现实生活, 其二是从道德规范还原为人的心理,这是一次意义的重构,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创建。梁漱溟将孔学定义为生命之学,标志着一次“范式”转化过程的开端。用生命范式诠释儒学,在原始儒学与宋明儒学之间建立了一条通道,使儒学可以摆脱汉代以来制度化、形式化的束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梁漱溟由此开创了新儒学的进路。     

"子见南子":儒者的困惑与解惑

“子见南子”,是历代儒者既感到困惑而又力图解惑的一个问题。文章对历代儒者的诠释进行比较、分析和再诠释,运用注释、解释、演释3种方式,分别从文字训诂、历史背景的角度,结合儒学本身的思想资源,厘清历史事实,追寻事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     

代理人还是管家——基于双重嵌入视角的家族企业行为及绩效研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无厘头”：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

大众传播时代的“无厘头”文本不同于传统的大众文本,“无厘头”结构文本以其经典情节模式的特殊变体、庸常的小人物形象、拼贴性的“程式化”结构、“戏说”式的文本风格等因素,形成具有鲜明特质的文本结构,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和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无厘头”结构文本的形成有着独特的社会内涵和文化土壤,客观、全面地探究剖析“无厘头”文本的特定内涵和程式化结构、复杂的社会文化成因、狂欢化的审美风格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包括“无厘头”在内的当代大众文化现象。     

利玛窦与理学——一个批评性的回应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指责理学背离了先秦儒学的有神论传统,并宣称该传统与基督教是一致的。然而,利玛窦的这两个论断都站不住脚。实际上,以朱熹为代表的许多宋明儒者们仍忠实于西周以来的有神论上帝观。这种儒学的上帝观与基督教的上帝观是截然不同的:其一,儒学的上帝是内在于世界之中的;其二,儒学的上帝是服从于天理的,从而在逻辑上处于次级的地位。利玛窦的失败凸显出儒耶上帝观之间的巨大差异,真正深层面的儒耶对话恐怕只能产生于儒学与非正统的基督教神学之间。     

阅读史视域下中国古典目录学主体建构理路关照

从阅读史视域切入,有助于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体建构理路进行多维关照。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通过文献价值区分来建构文献秩序,以满足历代不同文治需求。这种对阅读“文本”的物质形态、内涵与文治意义的主动式建构,涵盖了阅读活动的所有隐含作者。同时,以政治权力为凭籍,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从宏观层面事先限定阅读“文本”的主体意义与阅读活动的主要过程,最终确立其建构书籍“文本”意义的学理依据与书写范式。     

开掘儒佛关系研究的新领域——评李承贵教授新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2007年10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承贵教授的50万字巨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它是一部开掘儒佛关系研究新领域的重要力作,也是一部填补宋代儒学研究空白的学术新成果。该著作不仅以广阔、精深和独到的学术视域考察和勾勒了整个宋代的儒佛关系和儒士思想面相,而且还以创新的学术思想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运用文献事实说话的方法,从点与面、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不同层面,周延、邃密地论述了“宋代儒士佛教观”的主要内容、基本内蕴和思想特质,呈现了两宋儒学与佛学相互交涉、互动的千姿百态、奇峰跌起的思想画面,尤其是对宋代不同时期儒学代表人物的佛教观点进行个案性分析及其富有创建性评述,更使该书具有义理诠释特点和思想史特色。     

噶玛噶孜画派绘画基本特点论要

噶玛噶孜画派是我国藏区三大画派之一,其特点十分鲜明.本文是在较长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认识的.在宏观层面上所显现的是博采众长的广纳性、选题的独创性和藏传绘画与汉地画风的高度这整合性.在微观层面上,从结构布局、绘画技能、色彩、背景图案等具体绘画基本要素进行了分析比较.从艺术层面上对噶玛噶孜绘画的基本风格作出了较为细致、全面的勾勒.     

"孔颜乐处"心解--宋明之际一段儒释"心性"通辨

"孔颜乐处"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儒学话题.宋明之际,理学家受禅宗影响和启迪,不仅把它作为接引学人的一则公案,并由此体悟心性,发明儒学大义.孔孟之学的局限是因为"言约而旨微",汉宋儒家对其经典的解释,不仅不能得其要旨,反而导致学人误入歧途.宋明思想家通过"学佛而知儒",由此开启出宋明心性之学的硕果,对于复兴儒学其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意义应予以充分重视.     

儒学现代化的一个知识论范式——以戴震为中心

在儒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开始关注知识论问题。然而,在程朱形上学的知识论中,“人心”“物理”“天理”同构导致知识并未获得独立的价值地位。伴随着儒学现代化的推进,在戴震的知识论中,认知主体存在着一个由“精爽”进于“神明”的能力提升和扩展过程;认知对象体现为“物则”“分理”“条理”等形而下的客观物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可知论的主客关系;认知主体通过对认知对象的精确审察,将最终获得“理义”的认知成果。戴震的知识论建构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个案性的范式,在今天依然极富现代性的启发意义。     

文学知识的制度化与精英秩序的建立

现代文学如何被知识化、经典化和制度化,并由此构建起新的精英秩序,形成新的文学传统,使之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从现代文学知识的制度化过程,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制度”的“非本质主义”的特征,它恰揭示了新文学经典和精英秩序的历史性与建构性。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的角度,梳理19世纪末以来新文学知识的经典化、制度化和现代精英秩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从而尝试把“现代性”问题置于“制度”层面进行批判性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