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本《十三经注疏》误刻六则——兼谈古籍校勘中参校对象的问题

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精审,号称善本,是学界使用的通行本,但是其中也偶有误刻现象存在。本文就笔者所发现的六则误刻,多方参校稽考,为之辨明,并纠正北大整理标点本的误读以及校勘之缺陷,藉此以说明校勘古籍应在有所甄别的前提下广泛参校与之相关的各类书籍。     

谨校慎点,后出转精(下)——岳麓版《诗广传》点校举隅

二、校勘讹误 (一)、纠正讹字: 中华本有不少讹字,我校勘时,力求据各本及前人校勘记予以纠正。例如该本10页倒5行: 悉知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化,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而泥草虫之忧乐乎? 我校勘时,据各本改末句的“泥”为“况”,作“而况草虫之忧乐乎?”(见岳麓本310页末行)// 又如中华本19页末行: 不才而忮,其忮也忍;不才而求,其求也淫。幸而济者有矣,而天下贱之。才而忮,忮而终有不忘;……     

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杨铁夫与梦窗词校勘

杨铁夫致力于梦窗词校勘,校字误,校衍文,校脱字,补阙文,校倒文,校词律,既吸收了朱祖谋等人的校勘成果,又多有创获.其校勘解决了前贤留下的不少疑惑,将理校法予以恰当发挥,依律而不拘律,融合校勘与考证,拓宽了词籍校勘空间.杨铁夫的校勘丰富了词籍校勘之学,为梦窗词研究提供了又一基础性文献范本.     

一代校勘学家卢文弨——论卢文弨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弓召弓召     

《说文解字约注》成就述略

本文主要从校勘与注释两方面论述了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文章认为《约注》校勘精审、无征不信,是文献校勘的典范之作;在注释方面《约注》恪守传统训诂学的训释原则,从本字着手,阐发引申义,推求语源,自成一家之言。     

一代校勘学家卢文--论卢文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弨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     

《〈船山全书〉点校勘误》出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新近出版了胡渐逵著的《〈船山全书〉点校勘误》一书,该书纠正了岳麓书社出版的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王夫之著的《船山全书》标点符号和文字校勘之误426条,每条均简析其致误之由,其中凡需书证者,均举古籍例句作证。书中还吸收了当今学者发现《船山全书》点校之误的最新成果,纠正了清代以来多位名家点校船山遗著的不少错误。全书所纠之误,均能证之以实,据之以理,实事求是,慎之又慎。该书对研读《船山全书》的广大读者及古籍的整理、研究者,和对今后继续整理修订船山遗著,都是有益的。《〈船山全书〉点校勘误》出版@刘新…     

一代校勘学家卢文(弓召)--论卢文(弓召)校勘学思想与方法

卢文弨,清乾嘉时代著名校勘学家,其一生几乎都在校书,他的多年的校勘实践,包含着丰富的校勘思想,即:分析致误规律,提高校勘质量.遵循校书之旨,恢复古书原貌.强调多闻阙疑,反对不知妄改.探求著书义例,考察旧刻格式.重视古籍旧本,而又决不盲从.集中众人校书,汇合众家之说等.在校勘中,卢文弨又运用了一系列精核的校勘方法,包括广罗众本,再三对校.重视他校,广征博引.寻求义例,以资校勘.运用小学,判定是非.以名物、史实、典制为校勘依据等.     

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三论

中国古代文献校勘传统历史悠久,而且积累了内涵丰富的文献校勘思想.就校勘目的而言,古人有三个层面的认识:首先是求得文献原本之真,恢复古籍原貌;其次是勘正古籍中的错误,不诬古人,有益后人,促进学术发展;再者是通过校勘古籍,稽古右文,经世致用,有利于国家文治建设.就校勘原则而论,古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用多闻阙疑的态度审慎对待古籍,对于古籍中的字句讹舛,绝不轻改妄改.对于校勘家的修养,古人认为,广博专精,勤勉细心,勇于反思,是主体修养的内在条件;广搜异本,占有其他相关材料,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博采通人,务从其善,是主体修养的外在条件.中国古代文献校勘思想系统而完整,是当代文献学发展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庄周所撰《庄子》内七篇题解及辨析

本文是拙著《庄子复原本注译》的庄撰内七篇＂题解＂和＂辨析＂选要。书中之＂辨析＂,从属于原文,又与＂注释＂＂校勘＂互动照应,凡＂注释＂＂校勘＂已言者,＂辨析＂概不重复。为使本文具有独立价值,已对书中＂辨析＂稍做加工,勾连相关＂注释＂＂校勘＂,并加标题。本文主要辨析内七篇的篇题原义、范式范型、重要义理、传统疑难以及郭象篡改、妄断、反注的关键部分。     

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白兆麟先生的《陈垣的校勘方法》(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l期)一文,高度评价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实非过誉.然而,文章在对陈垣先生“校勘四法”颇多发明的同时,却也严重误解陈垣先生的观点,有穿凿附以己说之嫌,特提出与白兆麟先生商榷.我国校勘事业源远流长,名家辈出,然而     

陈垣的校勘方法

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于1931年问世,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漫长的岁月恰好证明,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这部著作并不丰厚,然而它不仅具有专一的研究对象,可以遵循的通例规则,而且具有系统的操作方法,因而无疑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 概论性质的校勘学,在论述校勘的方法时,必须分析与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一、校勘方法的确立过程;二、校勘方法的相互关系;     

校勘史之辩证发展

古时校书,也称校雠,后又称校勘。“勘”字本有核对、查问的意思,和“校”字连成“校勘”一词,初见于《北史·崔光传》:“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刘燮等校勘石经”。以后唐的韩愈,宋的欧阳修等文学大家也都用到了这个词(韩称“点勘”。《秋怀》诗:“不为觑文字,丹铅事点勘”)。于是“校勘”这个词也就用来代称校书或校雠了。及至校书成了一门学问后,学者便以“校勘学”名之。     

段玉裁校勘实践中的辩证思维观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也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其对《说文》的校勘集中体现在《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中,两书的校勘方法虽有不同,但都有哲学辩证思维的成功运用。梳理段氏在《说文》校勘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有助于理解《说文解字注》哲学辩证思维在校勘学中运用之得与失,以便全面准确评价段氏在《说文》学研究上的价值。     

《左氏会笺》的校勘特点

日人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是关于<左传>整理和注释的重要著作.它对<左传>整理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校勘上,其校勘特点主要从校勘方式和校勘方法两个方面显示出来.<左氏会笺>在校勘方式上可以归纳为存真求善、做校异、订讹误三种;在校勘方法上则可总结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几种.通过对<左氏会笺>校勘方式、方法的举例分析,并展现<左氏会笺>的校勘情况,说明其校勘不仅使<左传>的古钞本更臻于完善、精粹,而且丰富了校勘学的释例.     

点校本《汉书》管见

点校《二十四史》,是毛主席、周总理交下来的艰巨,光荣任务,是校点先生们多年心血的结晶。这的确给广大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珍视。但自来对古书只进行过校勘,却没进行过标点(《汉书》之有句读,始于明凌稚隆的《汉书评注》,但句读并不等于标点)。校勘工作,既如庭院之扫落叶,随扫随有;而标点又是和校勘相辅相成,而且更是具体而不可稍事疏忽的工作。因而尽管点校先生们都是硕学多识之士,而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终于难免有欠科学性的地方。何况《汉书》“雅赡宏括”,就是马融,是当时曾任兰台校书郎,而又注过《孝经》、     

王国维与《水经注校》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史上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古籍的校勘注疏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经他校勘的古代典籍达一百九十余种之多,其中《水经注》用力最深。由于他长期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和校勘,撰有《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明钞本水经注跋》、《朱谋玮水经注笺跋》、《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等文章,掌握了《水经注》中很多详实的古史地资料,所以在考释散氏盘等古器物、古地理和研究殷周秦汉历代古史、特别是他晚年研究西北史地、蒙古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国内外学术界有深刻的影响。兹就王国维校勘《水经注》和所撰《水经注校》的情况,综述如下。     

《宋书》校议(十五)

《卷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巳,诏曰……(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点校本,第97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下有乙丑,各本同。按是月丁卯朔,无丁巳,亦无乙丑。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三十日乙丑。”考《南史·宋文帝纪》亦有是岁“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之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校勘记》云：“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无丁巳,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见此与《南史》载是年三月丁巳事皆误,然核之情理,二史《校勘记》疑“三月”为“四月”之讹,亦未审。考二史所载之…     

新版元史校正札记

元史问世以来,人们对它有过各种评论,清代史学家何秋涛曾中肯地说过:“自汉以来,一统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读史至元代,辄令人废书而叹;则以记载之草略,叙述之伪舛,惟元最甚”。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把元史校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