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略战争

一、《隆中对》的提出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的诸葛亮请教复兴汉室的大计。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在《对策》中,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形势。指出:主要对手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己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至于可供发展的地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而“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接着,他提出具体的战略计划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刘表论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形成,有一个群雄混战的过渡时期。当时存在七个较为重要的武装割据集团,这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江东的孙氏父子、荆州的刘表、淮南的袁术、冀州的袁绍、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曾认为“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表)可为英雄”。可见在群雄混战中,刘表是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     

《隆中对》“跨有荆益”的策划为何破灭——论刘备和关羽对丧失荆州的责任

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为刘备霸业所设计的英明蓝图.蓝图的第一步是“跨有荆益”,占据长江中下游的荆州和益州,这是霸业的基础.自从关羽丧失荆州.“跨有荆益”的策划完全破灭,致使《隆中对》也成为一纸空文.是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当然是关羽,但是不能否认,刘备更不能辞其责,本文主旨即在讨论这个问题.     

诸葛亮军事经济思想与战略论析

三国时期 ,蜀汉国小兵弱。诸葛亮在增强蜀汉军事经济的思想指导下 ,积极经营益州 ,挥师南征北伐 ,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但同时也给蜀汉带来了新的危机。诸葛亮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活动表明 :当时诸葛亮所谓的北伐战争 ,不是出于军事统一目的 ,而是出于军事经济目的     

绵阳地区十九县（下）

九广元县(附兴安、利州、葭萌、昭化)广元县,在秦、汉、魏、西晋皆只为葭萌县境邮传之一驿,至东晋,始立兴安县(《寰宇记》谓在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为什么县名兴安?先是,汉末有略阳氐人阿贵,称兴国氐王,据渭水上游与嘉陵上游地区。晋初,以其地立秦州,氐人仍然缘袭旧称为兴国氐。十六国时期,秦州氐民流离入四川的侨居嘉陵两岸诸山中,与蜀人市易于此。符秦据蜀时,于此置县,故曰“兴安”。苻秦崩溃后,地曾入魏。晋既收复蜀地,仍其县名。历宋、齐而弗改。后魏攻蜀,阻于白龙江,不能前进,因于兴安立益州,表示其为益州之地。《隋志》义城郡云:“后魏立益州,世号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复曰益州。又改曰利州,置总管府。”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自陈寿指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一千七百多年来,非议者有,赞同者有,至今争议不休。     

诸葛亮并非“重益轻荆”

《江汉论坛》一九八○年第一期刊载了薛国中同志的《诸葛亮与隆中对》一文,提出诸葛亮没能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荆州问题处置失当,犯了重益轻荆的错误。这一论点似与史实不符,值得讨论。刘备进蜀之初,只命庞统随行,而让诸葛亮坐镇荆州。关羽、张飞、赵云、刘封、孟达等一班虎将及重兵都留守荆州,可见刘备集团对荆州是足够重视的。按隆中对策,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不仅要占有荆州,还必须占有益州,首先完成鼎足三分的霸业。“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三国志·蜀书·     

诸葛亮的重大失误

在封建阶级的政治家中,诸葛亮有许多优点,以至身后两千多年,一直为人称道。但他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重视、不善于培养接班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他的教训,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借鉴。通览《三国志》,刘备能够“白手起家”,终于与吴、魏三分天下,极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重视和善于收揽天下之英才。诸葛亮隐居南阳,论地位是个“布衣”,论年龄才二十几岁,但刘备以“帝室之胄”,屈节求贤,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授任军师;他把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罗致麾下,付以重任;他有知人之明,临终还告诫诸葛亮“马(?)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在识人、用人问题     

诸葛亮西南边疆治理及影响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秦汉时期疆域大为拓展,汉代则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中国很早就有“大一统”“华夷一统”观念。继秦始皇、汉武帝开发、经营西南,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对该地域进行了多方面治理：健全郡县制,树立中央权威;削弱夷帅大姓势力,尊重其习俗;推广内地生产技术,减轻剥削;修复道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等等。诸葛亮儒法融通的思想与治理西南边疆的策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西南各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黄忠之老

老将立功,赵有廉颇,汉有赵充国,乃流俗独推黄忠。考三国蜀志(六)忠传,第言:“先主南定诸郡,忠遂委质,随从入蜀,自葭萌受任,还攻刘璋,忠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益州既定,拜为讨虏将军。建安二十四年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甚精,忠摧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震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迁征西将军。是岁,先主为汉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