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一次复杂、深刻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不同于以往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特点,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此次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重新调整,改革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管理体制、既得利益、省级政府管理能力及人员安置等矛盾和新问题.要化解这些制约因素,其要点是:合理界定政府间的事权财权;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调整垂直管理体制;适当调整省级行政区划;建立区域合作与协调机制;妥善做好人员安置工作.     

"扩权强县"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提供更多的以公共产品为主的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的主要责任和职能,政府为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层级改革同样应考虑公共产品的供给。"扩权强县"是近年来在我国部分省区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采取的一种分权措施,这种以扩大县(市)地方政府权力为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对我国当前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一定影响。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包头样板

<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当头炮"和"先棋手"。在国务院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效能的要求下,内蒙古包头市近年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大力促进政务服务中心发展方面积极探索,主政者精准设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战略,准确     

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建设探析

为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实现政府自身的创新与发展,生态型政府作为新的时代背景下所提出的政府范式理论应运而生,与其相对应的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也应进行调整和改革。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以树立"生态优先"的行政价值取向、"绿色GDP"的科学政绩观,以及"科学、系统"的行政思维方式为其基本特征。通过培育政府生态行政价值观,促进生态公民的养成以及良好生态制度环境的建立推动生态型政府行政文化的建设,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的目标。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体制缺陷与创新

我国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体制缺陷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财政的公共受益性不强、行政管理事业费用增长过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层级过多、农民消费主体参与表达机制不建全、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和管理薄弱。对此,通过强化公共财政的公共受益性、压缩行政管理层级和规模、深化国有垄断性行业企业改革、开辟多样式的公共产品供给渠道、构建政府与村民互动协调机制以及完善公共产品供给监管机制等体制创新,促进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近年来省管县体制改革研究述评

县政府是国家政权的基石,改革省县关系和重建县政,是未来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研究视角、研究设计、研究领域和对现有研究的初步评估四个方面对目前省县关系改革的文献进行了述评。研究表明,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研究视角从文化、结构转向治理过程的研究,研究设计从注重单个县和省的研究转向比较研究和实证统计研究,研究领域从改革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转向行政分权、财政分权和财政体制的研究。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中的政府管理创新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涉及到体制转轨和机制转换,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的政府管理变革应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确立不同与以往行政改革的价值诉求.党的十六大提出新时期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对于以前"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提法,在内容上添加了公正、透明、廉洁等表述,在排列次序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这反映了我们的政府改革,正从强调政府机构的运行效率向明确政府的公共责任及改善政府管理的综合效果转变.     

对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的对策思考

一、牢固确立服务行政的理念 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演变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顾客之间的关系.社会公众已成为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和"顾客",公共行政不再是"管治行政"而是"服务行政".公共行政的目标应由单一地追求行政效率发展到全方位追求社会公平、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强公共责任和提高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要牢固确立服务行政的理念,深化行政改革,不断提高行政绩效和服务水平.     

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视域下的大部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改革先后经历了"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两个阶段,前者罔顾国情,以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为典范,后者回避矛盾,追求纯行政范畴的改革,其共同特点都是脱离了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目前中国政府改革目前再次走到了需要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的时间节点上,但不是简单回归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并基于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去探索国家治理结构的重新建构。     

教育行政权力下放:演进历程、基本特征与趋势展望——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

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完善国家教育行政体制的关键举措,也是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加快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60年来,以教育行政审批权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下放,经历了起步探索、逐步推进、全面推进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中央向地方教育行政权力转移进程不断加快,地方政府管理教育事业权责不断强化的特点,反映出权力下放历程同步经济社会发展、下放节奏反映教育发展规律、下放方式凸显自上而下模式和下放事项主动回应社会诉求的重要逻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亟需以推动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教育行政权力下放过程中,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更加注重上下协同推进、更加突出改革问题导向、加强"放管服"一体化推进,进一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参与办学的活力.     

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随着清末直隶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直隶疆域改制的问题也一度被提上日程。为此,直隶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行政建制,加强了对直隶辖区边缘地区的行政统辖权。同时,直隶还试图通过迁移县治等办法改变大兴、宛平与京师管辖权限界限不清之弊。作为立法机构,顺直谘议局为推动顺天府的行政改革做出了努力。但最终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改革思路混乱,造成了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无所适从而失败,而直隶则通过加强边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基层行政权力。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重构政府价值与制度——实现中国梦的制度逻辑反思

中国目前基本的制度框架包括三个层次：宪法层次、法律层次、行政法规和规章层次。从制度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行政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相始终的渐进过程,但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制度性问题,特别是社会转轨时期容易产生的＂制度漏洞＂问题则亟待通过制度安排认真解决。中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宪法和社会发展现状有计划、有步骤和渐进式地进行。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基本上分为三个层面：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人民政府模式＂,强调＂规模适度化政府＂,这是由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是提高政府效率的基本因素。我国社会主义公共机构的民主化制度建设将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     

构建省以下政府间合理财政关系问题研究——兼论“省管县”体制向常态化发展的可能性及路径

对于“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认识，不能仅定位于压缩财政层级或县域政区财政脱困的权宜之计，必须将其提升至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变革的高度。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本文认为，应逐步通过解除市领导县的管理体制，重新整合县域行政辖区，以及必要的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在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地地方行政管理层级架构之后，方能营造出构建相对合理的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可能性，进而使得“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模式。     

Swedish occupational injury insurance: A laudable programme in need of reform

The Swedish occupational insurance system attributes an occupational cause to any injury or illness in the absence of overwhelming contrary evidence. Illnesses compensable under other sections of Sweden's welfare system are thereby shifted to the occupational programme. Examples are provided involving cases based upon ambient smoke and fumes in the workplace. The results greatly inflate the system's costs, discourage scientific evaluations of the causes of illnesses and injuries, and hinder programm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maladies. A laudable effort to promote employee welfare thus has the actual consequence of reducing the system's overall benefits. The arrangement has provoked demands for reform, which warrant careful study to reduce the system's administrative burdens and potential for arbitrariness. Several possible approaches to reform are discussed     

司法化: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重构之根本

行政复议司法化是孕育于西方国家行政审查制度之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改革模式。分析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现状及困惑,介绍英国、韩国及台湾地区对行政复议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的成功经验,提出促进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重构的一些设想。     

广西县域金融发展的悖论关系研究

通过对广西县域金融的现状研究发现,广西县域金融发展悖论关系主要有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与县域金融规模收缩相悖,县域企业弱质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强化相悖,以及县域资金供给不足与大量信贷资金外流相悖等三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应从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功能,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鼓励民营银行进军县域金融市场以及规范民间金融和完善金融生态等方面考虑。     

Community care for adul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in rural China: A case study

In China, family care is the dominant form of care for people with mental disorders. Since 2004,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developing a community‐care model that places more responsibility on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for the provision of formal care. As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live in rural China, this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rural county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are. It was found that, although family care remains dominant, families’ need for formal care is increasing. Community services have improved, but their development is constrained by several contextual and micro factors. In this study,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mmunity‐care model introduces a process of reconfiguration of the relative responsibility for care among the family, social organis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but progress depends on further administrative and fiscal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