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漕运》订补六则

读《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漕运》(以下简称《漕运》),发现其中有些疵漏,应予订正,另外篇中与它书记载相舛误、而又语焉不详之处,也须加以补充。共得六则,现胪叙如下: (一)奉天有漕粮《漕运》通篇未记奉天有漕粮。然光绪《大清会典》卷二十二载:“漕粮原定运京仓者为正兑……奉天运京粟米一万五千七百六十三石有奇,黑豆二万二千九百八十四石有奇”。可见,奉天有正兑漕粮三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石有奇。种类为豆与粟。不过,早先奉天漕粮不是豆、粟并征,道光九年《钦定户部漕运全书》卷一载:奉天运京黑豆三万八千七百四十八石有奇。附注曰:“自道光七年始征粟米十分之四”。则奉天豆、粟并征始于道光七年。算出所征粟米数为一万五千四百九十九     

银荒问题与道光朝士大夫的"以货易货"主张

道光时期,由于鸦片入口而导致了严重的银荒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士大夫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严禁派和弛禁派各有不同的主张,但却都把以货易货作为解决银荒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内容上,严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主要偏重对鸦片以外商品的交换方式的控制,弛禁派的以货易货主张则以鸦片为主要内容,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利益出发点,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道光时期人们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清史稿·脱铁木儿传》订误

《清史稿》卷五百十七《土司六》中《脱铁木儿传》云:“脱铁木儿……随大将军徐达招抚十八族铁城、岷山等处,赐姓赵,更名安。”其实,脱铁木儿不是赵安。查《明史·赵安传》,赵安并无“脱铁木儿”一名;《康熙临洮府志》,《道光兰州府志》及     

《吉林外记》成书及流布小考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开修《吉林通志》,其凡例中有言:“道光四年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萨迎阿撰吉林外记”。此后沿袭是说者,陈陈相因,代不乏人。其实,这种说法不外是道光四年(1824年)“始修”或“志成”两层含义。查《吉林外记》颇多道光五、六、七年之事,其不可能成书于道光四年当是不言自明的。道光四年始修说亦不成立,因为《吉林外记》卷一御制诗歌部分之后,附有嘉庆年     

19世纪20～30年代广州与澳门的英商船赛

19世纪20～30年代英商在广州与澳门船赛资料的发现,刷新了目前学术界对西方体育尤其是西方船赛在中国最早传播起点的认识。资料显示,这段时间在华英商船赛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东印度公司举办的船赛、鸦片船只测试赛和"广州划船俱乐部"组织的船赛,第二种仅作为一种过渡,以第一和第三种为主。     

《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再考

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是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通常的记载以龙万育撰序的时间为依据,认为《西域水道记》刊刻于道光三年(1823年)。日本学者榎一雄最先考察出邓廷桢序文的署衔是判定《西域水道记》刊刻年代的标准,因此推测其最早的刻版印行年代是在道光十五年至十七年间(1835～1837年)。笔者根据《西域水道记》的引文内证,推翻道光三年说;又据徐松与李兆洛的通信外证,确证《西域水道记》最初刻成于邓廷桢任两广总督的道光十九年(1839年),它反映了徐松、邓廷桢等道光时期的知识群体敏感的学术经世意识。     

甘肃近代烟祸述论

鸦片何时输入甘肃?根据史籍记载大概在道光年间。“道光初,……(鸦片)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①所谓“岁益浸广”说明鸦片传到甘肃后,经过长期泛滥,便成为一种难以治愈的痼疾。本文试图就甘肃烟毒泛滥的原因、概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由于水平有限,不当之处一定很多,恳请读者指正。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

在历史上 ,东南地区是疫病的多发区。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十分严重 ,这在《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记载 ,但《明史》、《清史稿》对此记载不详 ,颇多疏漏。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作者查阅了东南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的方志 ,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及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分析和探讨 ,从而弥补了正史对这方面记载的不足     

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

<正>散布在烟波浩瀚的南海上,由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四组群岛组成中国的南海诸岛。它们都是由珊瑚礁及珊瑚碎屑构成的岛屿、沙洲、暗礁、暗沙和暗滩,共有200多个,南海诸岛地处北回归线以南,赤道以北,东西宽约900公里,南北长约1900公里。我国渔民自古以来就在南海从事渔业生产,长期活动在南海诸岛上。我国古代把这些岛屿分别称为“九乳螺州”、“千里长沙”、“七洲洋”、“气沙头”、“落漈”、“万里石塘”、“万里长堤”等。据史籍记载,北宋时期,中国政府就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其海域已在中国水师巡海范围之内。北宋《武经总要》前集卷21《广南东路》记载:“广州南海郡,即古百粤也。……命王师出厂戌,置巡海水师营垒在海,……至屯门山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

明代西北屯田始于何时?由于史籍记载不一而说法不同。大致有三说。一是“始于六年”说。《明史》、《罪惟录》和《甘肃通志稿》持此说。《明史·食贷志》云:“(洪武)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     

福庆《异域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福庆《异域竹枝词》中新疆相关内容所具有的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采用文学性较强的竹枝词形式,对新疆各地的山川、风物、土俗、民情等进行了生动的歌咏记录;自诗自注中以图志的方式、用平实的散文句法大大充实了诗歌的内容,其注语使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有关乌鲁木齐、巴里坤地方官制的记述,反映出镇迪道当时建置的复杂性,其记载甚详为他书少有,可补其阙。《异域竹枝词》是研究清代中前期新疆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

李炳是盛清时期扬州的一位医生,生前虽医技高明,却得不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可,但身后却因某些偶然性的机缘而被后人所记忆.从李炳的医疗人生及时人的观念和心理来看,其之所以不能为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并不只是像现在文献中记载的那样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医德高尚,更重要的还是缘于他不合于时的性情.而他之所以能被后人记忆,首先是因偶尔结识著名学者焦循并终获焦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感激,随后又因为经焦循整理的遗著抄本在二十世纪有幸为著名医家裘庆元收藏并被收入丛书出版,从中颇可反映出当时医生医名获取及其流传的社会文化机制.     

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

经济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民族主义充分彰显的一个领域,"鸦片商战"则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重要形式.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无法有效地禁绝外来鸦片.民间人士为抵制外国鸦片入侵,纷纷主张弛禁土产鸦片,扩张罂粟种植面积.这种观念不但表现在一般士大夫身上,而且清廷重臣、地方官员也不乏其意,域外人士与国内士绅声气相求,世俗报刊与教会媒介均有相关言论刊布.作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鸦片商战"给晚清社会和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朝野禁政观念与清末禁烟激变

清末禁烟是晚清历次鸦片禁政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清末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政的认识颇有区别,知识界和官方的立场接近一致,而烟农和烟商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抵制。随后酿成的禁政激变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尤以烟农抵制禁种罂粟的"民变"最为激烈,使鸦片禁政的历程充满了血雨腥风。朝野对禁政激变的反应十分复杂,当局的善后筹划和应对政策软弱无力,致使纷乱局面难以控制。清末禁烟虽系善政,但时人看法与当今评说颇有距离,其中蕴涵的学术载道的现象值得思量。     

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论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式与特点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因为编撰性质不同而不应将两者完全等同一致。关注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中国通史的撰述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更可得见当时新旧史学转换的种种特征在历史撰述中的具体表现。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通常被认为是开始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而其划分历史阶段的分期观念,以及受此影响而在历史叙事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其学术意义则不可忽视。清末出现的多种中国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成为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     

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

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可以看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在对清代官修西北书籍的研读中开始接触西北史地,引导他进入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人是具有十余年官书修纂经历的程同文。龚自珍在了解并参与清代官书修纂活动中,翻阅使用着官修书籍,由此进行的西北研究呈现出服务于现实的研究目的、议论时政的研究特点。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连筠簃丛书》刊印始末

《连筠簃丛书》问世于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在晚清及民国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相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这一丛书的刊刻始末,即:其刊刻计划的起始源头、书目的策划敲定、书稿的校刊缀补、刻印细务之经理等各环节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复原。这些史实反映着清代刻印书籍的一般情况,折射出清代学者的学术人生;又因这部丛书问世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转折的特殊年代,从中也可见晚清学术风气转变之迹象。     

论常璩、徐弘祖、顾祖禹历史地理学成就之异同

历史地理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著作之才,接踵而出,自古历史地理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在历史上诸多地理书中撷取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明代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考察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撰述宗旨以及对历史地理记载等的异同,以明其在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历史地理文献的编纂如何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如何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为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服务,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