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合理性理论的改造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将理性区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他们局限于意识哲学,将当代社会的精神文化特征诊断为“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实现了从意识哲学范式向交往理性范式的转变,他提出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层社会模型,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且“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可以用交往理性来拯救的。     

西方理性主义及其现代命运

西方文化在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文化,即以“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为重要规定的文化,现代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就是对这一文化及其矛盾的现代理论表征、反思和批判。现代人本主义批判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以丰富的人性取代“冷酷的理性”;现代科学主义则批判传统理性的“努斯”精神,要求理性回归经验世界,以谦虚的理性取代“狂妄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总体性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向度解析及当代审思——以哈贝马斯交往范式与交往实践旨趣为论域

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在检视工具理性膨胀的现代性危机的同时,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重建启蒙理性,改造被扭曲的“生活世界”,进而拯救现代性。交往理性所要调节的不是单个主体与被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间性关系。哈贝马斯从主体间性出发,基于普遍语用学,通过语言行为的交互一致、商谈伦理的解决方案、“生活世界”的意义追寻来建构交往理性。这种突破意识哲学的理性认知框架,以达成主体间的“理性共识”为中心而建立的交互主体性交往范式,扬弃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扩展了传统的理性观,对交往行为合理化提出了创新性的见解。但他忽略了交往实践中的物质因素,因此带有一定的理想化、先验性和局限性。交往是人的社会化的基本途径,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化交往的背景下,克服交往异化,需要辩证认识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弥合交往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和主观能动性。     

从全球化与理性主义的关系看全球化下的民族化趋势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对与全球化相对的民族化的前途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因为与民族化相关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 ,尤其是在西方大国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后 ,民族国家的主权问题受到空前的挑战。虽然要准确预测未来世界的民族化趋势是困难的 ,但是从全球化与理性主义的关系来认识在全球化下的民族性的前途和发展趋势 ,不仅具有建设性而且具有可行性。一、全球化与理性主义的关系著名的理性主义者康德在他的历史理性主义思想中谈到“世界理性”时指出 ,随着各国交往的增多和扩大 ,人们的精神境界的提高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论理性与语言

论理语言□袁振辉在人类的语言中,也许再也没有比理性这个概念既让人神往又让人眼花乱的了。一方面,理性曾经是构筑整个人类知识大厦的脚手架和粘合剂;另一方面,理性又在“上帝死了”以后成为人们诅咒的对象（至少在西方非理性主义者那里是这样）。理性从哪里来？它...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

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是经济学思想发展中一条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思想特征谱系。在摒弃了各种关于“理性”的工具性观念之后,康德意义上的完整理性含义确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这种理性主义立场之下,经济学理性主义体系包含两部分的内容经济学理性假设与经济学理性方法。经济学理性假设的三层含义与其理性方法一起构成了整个经济学理性主义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完美。理性假设的先验前提解释了种种理性悖论的根由,从而论证了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合理性。但是,通过对“纽康姆难题”的讨论,必须承认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种局限性。然而这并非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就是错误的,也不表明经济学理性主义走到了尽头,相反,在经济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一种谨慎的经济学理性主义立场。     

生活世界视野中的和谐管理——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出发

"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定义的交往世界.生活世界是现实的交往主体、交往主体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的"理想话语环境"三者的统一和互动.生活世界需要规范化和有序化,即需要管理,管理贯穿于全部生活世界.和谐管理是生活世界中人际交往的协调模式.根据交往理性,和谐管理既是一种语言使用的规范化,又是一种交往关系的柔性协调.     

现代性:走出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二元困境?--吉登斯现代性思想评论及中国现代性问题探讨

（一）学术界经年累月地努力于耦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但孕育了这一隔阂的强大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似乎常常使这类努力显得力不从心。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逻各斯中心主义”，预先设定世界具有一个内在的合理结构，即这是一个“物我两执”的世界，世界的扩展是“我”征服“物”的理性化过程。如果说这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至启蒙运动时期，人对自然的征服就演变为人对人的征服。鼓起勇气的人们高扬理性主义的旗帜，宣称人类有理性设计身处的社会，理性让个人充满激情地拓延着人类社会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可以被看作是具有…     

再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批判和反叛现代性的姿态出现的,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表征的“理性主义”,也必然在其批判之列。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以反理性主义为其表征的。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的评价,多是看到了其消极意义。本文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却有着积极的意义,那就在于它深入和全面地揭示了“理性”在确立自身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压迫性与极权性,力图让人们对理性之用的消极方面保持警醒。同时,后现代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也并非是要弃置理性,而是坚持理性所内在的批判之维。     

现代性：一项以“交往理性”为中心的重建性规划

现代性是一项由启蒙哲学家阐述的规划，虽然此规划出现了危机，但这不足以导致现代性终结。危机的原因在于，知识与信仰相分离，系统把生活世界殖民化了。诊治现代性病症需要重返黑格尔的“哲学前院”，挖掘出他埋藏的交往理性的前身，即“和解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围绕“交往理性”来重新规划现代性，实质上，这只能是对现代性的续写。     

康德实践理性视域中的德性幸福观

传统伦理思想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有感性主义幸福论、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以及宗教禁欲主义,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幸福与道德相割裂的疑难。康德坚持"道德不是幸福,但道德是配享幸福的条件"。德性幸福观,是对传统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自我实现论者道德即幸福以及宗教德福轮回思想的审视和提升。康德的幸福观与其实践理性的理念是密切结合的,知性和理性、自然和自由的区分以及形而上学的道德自由指向,构成其实践理性理解的前提;德性幸福观是其实践理性的贯彻和道德自由观的体现。     

宗教与科学间的中国传统理性主义

从远古传说起,重视理智判断,从实际出发,歌颂人定胜天的精神,早就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无不闪射出现实主义的理性光辉。然而公平地说,传统理性主义乃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用理性”,它既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也不是古代希腊人从对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中发展起来的理性。这种理性主义,一面执着于现实的人生,一面远离科学的实践;一面以冷峻的理智否定了宗教的权威,一面让非内省的伦理原则变成专横的宗教。中国古代文化没有沿着高级宗教的道路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有很高水平的、能团聚亿万人群的非宗教文化。通常认为儒释道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佛教、道教乃至近代传入的基督教都远未能改变古代传统的文化特色,未能把中国人的心灵引向超自然、超人间的领域。近代有些学者硬要把孔学说成宗教,也未必是明智之见。中国传统理性既远离宗教权威,没有“神喻”,世俗理性取代了“神喻”的地位;也远离着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与科学探索精神;在发挥自己说服力、扩大影响、创立原理的过程中,往往不是采用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更多地运用了类比推理方法。     

理性主义发展观批判

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野蛮走向理性，这是人类的进步，是社会的发展。理性地筹划自己的生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点。但是，如果把理性作为人类活动的唯一根据，把理性工具化，那么理性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从这一侧面来理解、规定和运用理性。一在人类历史上，真正地颂扬理性和崇拜理性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作为裁决一切的唯一权威。他们崇拜理性，以理性取代“神性”。理性主义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切…     

科学地理解理性与非理性辩证运动的历史进程

世纪之交,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对人类生存状态和未来发展的思考便成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重心,而当今学术界关于理性与非理性问题的争论,乃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笛卡儿到黑格尔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人性得以觉醒的狂飚突进时代,然而,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由于走向极端而变得狭隘和专断,从而使理性在取代上帝之后成为新的万能独裁者,它用“专制”的力量高悬于现实存在之上,并把人排除在了最高或最终的存在之外。非理性主义者深刻地认识到了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倾向,从根本华开始直至后来的基尔凯郭尔和尼采,…     

论理性主义与近代“火车式”政治

欧克肖特对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最值得注意的思想样式的特征和谱系，以及它对近代欧洲政治的影响即“近代理性主义”进行了阐述和批判，全面检讨了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道德与政治生活的困境。近代欧洲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的“理性”实际上是“技术理性”，它通过将知识论寻求必然性、可靠性的特点搬到人文生活领域中，在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政治实践中追求一套完美的设计来解决不断变化的实际问题，由此形成了一种类似于驾驶火车的政治生活形式，并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了许多问题。本文以火车为喻，来介绍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     

列奥·施特劳斯对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

列奥·施特劳斯立足于《圣经》和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从哲学、宗教和古典政治哲学三方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从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颠覆了知性与理性的关系,从而无法理解超理性事物。从宗教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因为无法理解自然和启示,进而只是拒斥而没有驳倒宗教传统和启示信仰。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现代理性主义使得理性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理性和教条主义。总之,现代理性主义终于导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得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不可能。     

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嬗变——论哈贝马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转型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主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重建了理性概念,他试图通过对交往理性的诉求,把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统一起来.生活世界是理论理性、道德实践观以及审美判断三者有效统一的背景,发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则是三者有效统一的中介.哈贝马斯使法兰克福学派从客观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型,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