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

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关系是农村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农村社区建设和村民自治的本质属性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二者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又存在着差异,因此引发了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如何协调发展的新问题.应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对策是,社区建设的基本操作单位实行乡镇辖区和行政村两级社区制,建立上下联动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和多元参与的社区民主协商机制.     

论社区矫正与社区培育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行刑方式,是将符合条件的犯罪人置于社区之内进行矫治,这就需要以发育良好的社区为支撑。我国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及实践做法都非常重视社区的作用,但实际运行之中社区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是我国的社区矫正本身就是政府主导型的行刑处遇模式;我国的现代社区尚未发育完好。我们必须加强现代社区的培育,在社区的发展壮大之中,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的执行体制研究——以浙江省社区矫正工作为视角

构建科学合理的社区矫正执行体制,是目前我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在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方面要逐步壮大以民间社团为主体的专业化帮教队伍;在矫正工作的衔接方面要重点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和社区矫正工作室制度;在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方面要着力研究分类管理和分级处遇的科学性;在矫正对象的帮扶方面着重建立以＂中途之家＂为代表的安置基地。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对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反思——以社区矫正“入刑”为契机

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把社区矫正写入刑法,但是社区矫正在我国却处于一种分散模式的尴尬境遇。从控制技术的角度来考量,分散模式只是一种零散式的处遇方法,并未形成一种真正完善娴熟的处遇机制。社区矫正"入刑"将会对刑罚结构、刑罚观念和刑事司法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应以此为契机,构建社区接纳、专业化管理与社会力量配合、司法权和行刑权合作的新模式,最终形成一种完善的罪犯新处遇机制。     

论社区矫正的主体

社区矫正中执行主体不清、职责不明的缺陷是阻碍这一制度有效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此设立以社区矫正官为执行主体、社会志愿者为工作主体的二元主体结构,对实现社区自治为主的社区矫正模式、体现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属性非常重要。     

论我国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互动机制之形塑——以功能主义为分析视角

随着行刑社会化的推进,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已成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主要构成要素,形塑两者的互动机制是推动我国刑罚执行改革的重要议题。强调系统性及功能承载的功能主义为我们研究刑罚执行体系内的协作互动提供了新思路。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的协调互动有利于各自效能的提升及刑罚功能的增进,有予以大加申彰之必要。然而,目前我国监狱与社区矫正机构各行其事,在互动方面存在着对接不到位,职责不深化,协作不充分等症结。在行刑一体化的指导下,通过推进立法,加强部门配合以及建立协作式矫正模式等路径,能够保障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功能的进化、分化与优化。     

社区与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一种运用社会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使之尽快融入社会,以降低重新犯罪率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社区是社区矫正的前提,社区矫正对社区的发展与完善也有推动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关系.社区建设是社区与社区矫正的沟通桥梁,应通过社区建设,促进社区与社区矫正的共同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刑事法治环境.     

论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的有力保障.围绕社区矫正的目标,要促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就必须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能力;完善社会工作的政策体系,构建社区矫正的制度条件;实现社区工作与社会工作相结合,夯实社区矫正工作的群众基础;重视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协同创新的路径选择

社区矫正是一种法治文化的实践表现形态,是蕴涵人道主义(人文关怀)、个别主义(特殊对待)、经济主义(资源整合)、价值回归(再社会化)等法治理念的司法和社会教育制度.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构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法治面向未来发展的研究主题之一.文章尝试将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研究置于协同创新的视野下,协同与整合多种因素与力量,创新矫正理念、矫正目标、矫正内容、矫正方式,加强矫正主体、矫正客体和矫正环境等方面协调配合,有效集成整合资源,以形成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高效协同的中国社区矫正模式.     

国际化语境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以浙江树人大学日语专业为例

教育国际化是我国国际化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重要的构成部分。笔者认为把国际化日语人才的内涵分解为三大要素：国际化意识,具体化为包括中、日、韩（朝鲜半岛）的东亚意识;国际化知识,具体化为日语（工具）、中日经贸与文化;国际交往能力,具体化为学会与日本人打交道。日语专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必须注重这三大要素,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营销专业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浙江树人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进入后WTO时代及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社会急需大量高级应用型营销人才。本文通过对当前高校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存在问题的剖析,在准确把握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的基础上,分析了市场营销专业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思路,提出了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设想和保障措施。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运行状况的调研报告--以云南省巍山县大仓镇为例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通过对云南省巍山县大仓镇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运行状况的调查,发现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能为这一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及其选择--兼以浙江为例的分析

本研究将战略空间这一国际地缘政治的概念衍生到了区域经济发展动态过程研究中,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空间问题。研究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分析框架,把战略空间定义为和集聚中心相对应的一个空间概念;继而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动态演化过程的分析,讨论了战略空间的属性及其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略空间的判断原则和选择标准;最后以浙江经济发展为例,具体分析了特定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战略空间的选择问题,突出并验证了战略空间研究的现实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种缩小城乡差距的新探索——以黑龙江省为例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因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缩小城乡差距之间存在着一些相关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等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可以为缩小城乡差距提供资金、技术、制度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支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中还包含着一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如立足于农村自身全面发展的动力机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互动机制、实现全社会平稳发展的稳定机制.以黑龙江省为例,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具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性和有效性.     

基尼系数和统计数据--以浙江省为例

通常认为,要利用中国的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来计算基尼系数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中国全国及各省的统计年鉴上,关于城乡居民收入的数据是按城市和乡村分列的.本文首次计算了浙江省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结论是: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4>上的数据,浙江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是0.3749.然后,本文指出了<浙江统计年鉴2004>所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中严重的数据误差.通过纠正上述数据错误,本文计算出,浙江省2004年城乡合一的基尼系数高达0.4783.     

浙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确保城乡居民生存和发展的起点平等、机会均等的基本要求.浙江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呈现出制度保障不均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受益程度不均等的非均衡态势.推动浙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建立健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动力机制、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财政资金投入结构、基本公共服务管理体制以及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工作机制.     

学科交叉与创新型师资培养体系建设的实践与启示——以浙江大学为例

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关键是创新型师资队伍的培养,学科交叉是创新型师资培养的关键。浙江大学通过学科交叉学习、交叉研究社团、交叉研究基金、交叉研究平台建设等,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学科交叉研究为核心的创新型师资培养体系,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组织重构与创新——以改革以来的浙江省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村民自治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浙江省农村建构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等多个组织并列的多元化组织结构,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受乡村治理环境影响,实际运作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有村级组织、村级配套组织、超村落民间组织等,形成了独特的横向和纵向组织关系.提升村民自治和发展农村社会,有待农村基层组织的整合和创新.特别是要整合村级领导集体、重建村庄组织、创设新型农村基层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