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教的自拘——山家山外之争与宋代制度佛学

面对宋代制度社会的挑战,宗派佛学的判教体系难以维持,天台圆教的自明性面临危机.为拯救圆教危机,宋代天台宗将限于佛教判教的"开权显实"原则施用于己身,自拘圆教形式为制度之法以参与到世俗社会中,通过对俗世的开显而实现圆教的"即权而实".在此过程中,台宗内部产生了对行忏苦行之法与持戒治心之学的不同选择,由此引发了对圆教之义的争论.台宗的圆教之争反映了宋初佛教对存在合法性的诉求,也展示了宗义再生产与制度社会间的博弈关系.     

永明延寿首倡“唯识二观”及其意义

观心是佛法修持的玄枢,是唐末、宋初之际著名佛学思想家永明延寿心学实践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寿创造性地首倡"唯识二观",即"唯心识观"与"真如实观",以"唯心识观"为观心之入门,以"真如实观"为观心之目标,在调和新旧译唯识、法相与法性宗的同时,进一步充实了唐末以来禅宗宗教修持实践的方式,对尔后佛教思想的流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义全殊，一法无别——宗密以《华严经》为究竟的华严禅判教思想

“华严禅”首先表现为由宗密开创的一种以“深必该浅、浅不至深”的方式融摄佛教相宗、空宗与性宗之“教三种”,以及北宗禅、牛头禅、荷泽禅等“禅三宗”,同时彰显《华严经》为别教一乘“圆顿教”的判教方法。这种判教法进一步融摄儒、道思想,为唐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所以“华严禅”更进一步表现为一种以“真实了义”差等融摄多元元素的方法论。宗密的“华严禅”判教法最早辨析了大乘佛教相宗、空宗与性宗的三系差异,其禅教扶会的判教思想既有客观正确的内容,也有牵强的成分。“华严禅”作为一种差等融摄的方法论,对后世的中国佛教发展,乃至宋明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的走向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大乘起信论》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大乘起信论》这部佛教论著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的关系：一是《起信论》主张从两个方面确定“一心”的性质,即一心开二门,“真如门”和“生灭门”,而禅宗的“法由心生”,都强调心在成佛过程中的重要性;二是《起信论》的顿渐融合、止观具行的主张对以后禅宗的“悟修统一、定慧双修”有着明显的影响;三是《起信论》的“己身有真如法”和禅宗的“自性自度”,都是在讲在修行过程中,完全靠“自证自悟”,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才能从生死到涅榘,从苦难到解脱,从无常到永恒。结论是：《大乘起信论》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方向,为后来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佛经义疏与讲经文因缘文及变文的关系探讨

一、“表神变”与“演道教”的区别 关于变文的产生及其界定问题，学界尚存争论。 本文拟从其与佛经义疏等文本的关系来进行讨论。 佛经义疏的产生，源于寺院之讲经，至东晋名僧释道安始创定制。敦煌卷子ｓ２７４４ 《金刚般若经旨赞》谓： “弥天法师，大判经文，以为三分”。① 此弥天法师即是道安。良贲《仁王经疏》亦云道安“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②可见，释道安是三分科判义疏的创立者。 道安创立的三分科判法讲经体式，它的僧讲是以经注为本，演说经义。讲说经义的讲稿和记录即形成以后的佛经义疏，并历代沿袭…     

境界形态与实然形态的双重涵摄——论郭象逍遥义的两个层次

郭象之逍遥义包含圣人之“无待”逍遥与众生之“有待”逍遥两个层次:前者从“心”上言逍遥,属主观的境界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承接;后者从“性”上言逍遥,属客观的实然形态,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拓展。对郭象逍遥义两个层次的分析,直接关系到对其性质的判定。学界以“适性逍遥”指称郭象之逍遥义,遗落了其义中的圣人逍遥一层,对此的澄清,有助于对郭象逍遥义的深化理解。     

黄庭坚"心"意象中的儒与禅

黄庭坚对“心”这一哲学范畴的认识体现了儒家和禅宗对他思想的综合影响。与之相对应,其诗歌中有关“心”的意象组合反映了黄庭坚作为儒家士大夫和禅宗居士的双重文化人格特征。     

日语的语义扩展结构研究——个案“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除了表示“道歉”之外，还有“感谢”、“请求”、“唤起注意”等语义。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主要是从话语行为理论、固定句式、社会语言学、对比研究等角度来考察“すみません”的“道歉”义与“感谢”义，很少研究“感谢”义、“请求”义、“唤起注意”义等与“道歉”义之间的关系。采用认知语言学的语义扩展机制来考察“すみません”的语义扩展结构及这四个语义之间的关系。     

《古赋辩体》赋体解读理论的渊薮与构建

《古赋辩体》的主要成就是在解读“赋”时实践了“六义”理论。赋体“六义”理论与实践虽然直接受到朱熹及元前其他文人对“六义”在诗中的研究与实践的影响,但从《古赋辩体》结集成书的角度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应是祝尧“六义”辨体的重要理论渊薮之一。此外,祝尧对《古赋辩体》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承朱熹的“三义”分析法,并在朱熹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六义”分析;二是祝尧意识到“六义”分析法对赋体解读上的不足,因此在辩证“诗”“骚”关系确立“楚骚”正统性的途径下,援骚入赋。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及意义——基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重诗分析

《文苑英华》历来被认为是续《文选》而来,其与《玉台新咏》的关系极少被关注?《文苑英华》与《玉台新咏》重合诗歌 87 首,这透露出宋初与梁代后期的三个文学共性:其一,对艳诗“吟咏性情”功能的认可;其二,对梁代永明体诗人与宫体诗人态度的相似性;其三,文辞尚丽的相类性?此外,《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上对《文苑英华》也有影响?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进行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在宋初的演变特点,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宋初的文学观念?     

论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从人的成长与塑造、社会的安顿与治理方面凸显了伦理教育的地位、作用与价值,并从德教与文教的角度较好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行忠信”、“明人伦”、“隆礼贵义”等理论,主张从社会的道德原则规范和个人道德品质德性方面进行培育熏陶,通过“因材施教”、“教养结合”、“慎言敏行”、“寓情于理”等方法,以实现《大学》中所提出的“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的目的。儒家关于伦理教育的理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是可以为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教育服务的。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佛教现代化与禅宗当下困境刍议

从时下热议的佛教现代性的角度反观禅宗,禅宗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存在矛盾在于:当下说理教育与不可说的矛盾;逻辑与觉悟的矛盾;大脑与心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佛教现代化面临的一些挑战。     

文与言关系视角下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

探讨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应在文与言的关系中进行.从文言关系角度出发,汉字与拼音文字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异:在文字与语言互动的过程中,汉字与拼音文字对应语言分节点不同;从文字与语言的连接方式看,汉字与拼音文字存在理据性与任意性的差异;从“道”与“器”的关系来看,汉字重“器”更重“道”,而拼音文字重“器”.     

禅宗语言障文字障的修辞学分析

禅宗对语言文字的功用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禅宗所说的语言障文字降否定了语言文字的完美性,它与修辞的主旨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     

清净心的殊途同归--神秀与慧能的心性论

神秀与慧能的理论基础是对“心”的定位与定性,清净心的回归是他们心性论的共同目的,然而,回归的途径存在神秀观心看净与慧能“识心见性”的差别,这使他们的心性论分别代表着禅宗心性论发展的两大基本方向,在根本上决定了神秀北宗与慧能南宗的群众基础及发展路向,并成为北宗衰微而南宗兴盛局面出现的理论渊源。     

紫柏大师的“文字禅”理论及其实践

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中,紫柏大师对文字禅的鼓吹是中国禅宗史上继宋代慧洪觉范之后对文字禅思想的又一次理论探讨与实践运用,对禅宗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

本文从宋代山水诗绘画意趣的角度,揭示和概括融画入诗的宋诗艺术特征和创作经验,并进而发掘这种诗画一体化所蕴含的时代心理与审美情趣。作者认为,山水诗和山水画发展到五代宋初,已具备了某种同步同构的趋势,二者不仅在取材造境上有近似之处,而且在观照方式和表达方式上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这就使得宋代山水诗在题材范围、社会内涵、篇幅格局、意境格调以及诗人的创作心态和美学追求诸方面,都与前代山水诗有了明显的区别,从而给宋诗赋予了“画趣”的艺术特征。宋代山水诗对水墨韵味和荒远清冷意境的追求,更反映了受禅宗影响的宋代画风以及“神清骨冷”的时代心理与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