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汉学家王际真与“三言”的翻译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华裔汉学家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为中学西传作出重要贡献。通过探讨华裔汉学家王际真对＂三言＂的翻译所作出的贡献,揭示＂三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三言”中的冯梦龙作品

本文旨在破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既公认＂三言＂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又否定其著作权的矛盾态度，指出这是关于＂三言＂中冯梦龙作品的考定迄无进展乃至今后也难以进展的根本原因，也是话本小说研究中出现混乱现象的重要原因；认为＂三言＂既是冯梦龙的代表作，则应总体上承认其著作权，从而肯定冯梦龙既无愧是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保存宋元话本的功臣，理应在文学史、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浅析“三言·序”中冯梦龙的小说批评理论

明代后期文学家冯梦龙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经过加工编撰而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的小说批评理论主要见于为“三言”所做的三篇序言。在“三言”序言中，冯梦龙归纳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历程，指出了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强调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探讨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并注重小说的教化作...     

冯梦龙情教思想在“三言”中的体现

从话本小说体制形式和对具体作品的修改等方面，论述了情教思想在冯梦龙“三言”中的体现，以此说明作家的文学观念可以用专篇文论的形式来表述，也可以渗透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     

“三言”作品中复仇手段的模式化倾向及其成因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在“三言”有关复仇主题的篇章中,作者在为复仇主体选择复仇手段时呈现出明显的模式化的倾向,即:身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大多选择了科举作为复仇手段,通过科举,在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从而达到复仇的目的。这与传统的手刃仇人式的复仇手段有着很大的不同。以科举作为一种复仇手段是有着很深刻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的。     

找寻自我价值梦圆苦乐人生--谈“三言”“二拍”中女性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

明末文人冯梦龙、凌蒙初的传世之作“三言”“二拍”，描写了当时社会的世态风情，倾诉了闺阁女子的无奈与心酸。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了找寻自我价值，梦圆苦乐人生，把多少清规戒律抛在一边，而不再躲在墙脚哭泣哀怨。对真情的追寻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使她们的选择不管是否冷静和具有理性，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是合情合理的，都是值得肯定和尊敬的。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

“三言”“二拍”着力刻画市井百态,商人生活是冯梦龙和凌(氵蒙)初关注的焦点之一。它们反复渲染经商不易,明确表达了两位作家对于商贾生活的理解和对商人命运的深切同情。其中所描写的商人,尽管全国各地都有,但要角无疑是徽商,5部短篇小说集画出了他们的各种形象。这一个个艺术形象,映衬出一幅明代商人、尤其是徽商生活的多彩画面,这幅画面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商人是人,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人,所以“三言”“二拍”中的徽商形象,正反两方面角色都有,但正面人物明显居于多数,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对于研究冯梦龙和凌(氵蒙)初的思想,这一点需要加以注意。     

冯梦龙的思想个性构成与“三言”的情理世界微探

冯梦龙被认为是晚明进步文人,但同时他又是儒家循良;"三言"是部充满情欲的小说,但同时又在宣扬伦理。它们是矛盾的,但却因为特殊的时代把它们统一在一起,这种复杂包蕴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三言"与冯梦龙的民俗观

"三言"将世情百态、人生诸相与民俗风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揭示风俗人情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使"三言"具备了风俗史或民俗志的意义.通过"三言",可以解读冯梦龙以正统儒家观念为内核化育厚俗的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民间立场的矛盾性、对信仰民俗的双重态度以及对语言民俗"真"与"雅"的诉求.     

《型世言》的女性观——与“三言”、“二拍”比较

《型世言》回避女性正常的爱情与情欲要求,宣扬残忍的节孝观,极端贬抑女性才情,走到了人性的反面。与同时期略早出现的“三言”、“二拍”相比,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型世言》呈现出倒退趋势。究其原因,这与编撰者的生活环境与境遇有密切关系。     

近十年以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三言＂＂二拍＂研究有别于上世纪的地方在于文献考证方面的成果较少,研究视线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文本本身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为某种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探索原因,结果往往归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影响。     

论“三言”情教观的市民色彩

“三言”因为是通俗文学、市民文学,情教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市民阶层,所以,这种情教观就必然染上鲜明的市民色彩。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形象的大量出现;对历史人物的改造和对笔记故事的加工。正因情教观具有鲜明的市民色彩,才更易为市民阶层所接受,情教才更能发挥其作用。     

“三言”的教化意识及其负价值

晚明通俗文学家冯梦龙试图通过通俗小说达到其以情教化众生的目的,因此,在他编创的"三言"中注入了大量的教化内容,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作家主体的主观意图,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价值,表现为外在形式的程式化、单一的叙事视角、评论语言千篇一律的道德化倾向.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     

“三言”道教书写中的疾病与治疗意识

在明代拟话本小说中,“三言”无疑具有独特性。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思想主题、作者、本事考证、传播影响等进行分析。但从疾病与治疗角度分析“三言”中的涉道作品是一个新的突破口。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生发条件,这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生命意识、长寿的思想,使作品构建了一个对精神和肉体疾病均有治疗作用的世界。小说劝诫世人抛却物欲、隔断迷情,达到清洗心灵、修炼心性的作用;用道术来达到对社会的救济,完成对身体疾病的治疗;借助梦境实现对心灵痛点的治愈。同时作品通过叙事,使疾病与治疗对小说情节的生成与拓展、人物塑造、创作主旨、环境的烘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意义上讲,“三言”是不可多得的范本。

     

析“三言”“二拍”蕴含的民族化审美心理

文学作品蕴含的审美心理与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紧密相连,中国古代小说的审美演变又与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的代表,在中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作品蕴含着儒、道、释等多种思想影响下独特的大众审美心理。其中符合儒家教化思想的内容主要有惩恶扬善、重义轻利等;另外,尚奇的欣赏情趣、向往纯真爱情及争取婚姻自由等也都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浸染下使百姓产生的一种集体审美倾向。     

《型世言》与“三言二拍”艺术之比较

通过对《型世言》与＂三言二拍＂体制、来源、语言以及叙事的比较,探寻其在艺术水平上的差异,认为《型世言》的艺术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要逊色于＂三言二拍＂,体现出较浓的文人参与创作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