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的变迁与行政法的演进——兼论行政法律秩序的构建

行政法是关于公共行政的法.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之间存在互动互助的紧密关联.公共行政学从诞生之日起,在政府体制改革和社会模式变迁双重影响下,历经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以及新公共服务等理论范式转换.与此同时,在公共行政学影响下的行政法学也自主地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并先后构建管制型、回应型、参与型以及整合型的行政法律秩序.     

我国公共行政的效率问题与补救

目前我国的公共行政还存在较为明显的效率低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加以补救:(一)加大公共行政效率的监督力度;(二)加强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建设与提高;(三)合理定位和重塑政府职能;(四)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和善政概念的转变和模式的逐渐变动;(五)把公共管理和善政结合起来,振兴公共行政,使其成为提供服务的核心机制;(六)交互、参与和包容型施政,振兴公共行政。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公共行政隐喻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作为科学隐喻的视角看,理性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艺术隐喻的视角看,渐进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从公共行政作为社会设计隐喻的视角看,社会设计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设计的模式。实际上,依赖于科学隐喻、艺术隐喻和社会设计隐喻的中国城市治理主体综合运用理性设计模式、渐进设计模式和社会设计模式对环境治理的信息型政策工具进行规划。     

论民主治理中的合作行为——议题建构及其解释

公共行政的社会设计观点与民主治理的精神不谋而合,民主治理无论是趋于治理结构的非中心化模式还是后官僚制的模式,都是公共行政的社会设计理念的一种产品.合作行动贯穿公共行政演化始终,但民主治理视角下的合作行动作为一种设计的结果,不同于危机设计的命令型合作,也不同于理性设计的纪律型合作和渐进设计中的协作型合作,而是一种回归政治平等的协商型合作.在合作的概念家族中,形式化的合作行为实际上隐含着巨大的类型差异.区别这些差异,不仅是公共行政学合作议题研究的知识积累,恰当的合作行为类型还是民主治理得以实现的条件.     

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

在20世纪末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中,多种民主行政的理论构想涌现,其中包括对话模式.这一模式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强调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拥有理性的民众参与商讨的重要性.该模式批评官僚制范式下只有少数人掌握话语权,也指出了社群主义者所提出的话语模式缺乏组织和混乱无序的弊病,认为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应当构建一些人的对话.总体上看,公共行政的对话模式肯定了公民直接参与行政过程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对话参与的设计,在理论上贡献很大,但它不具有现实性,缺乏有效的制度举措来实现其理论主张.     

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案选择

当代西方国家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是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公共行政从总体上讲尚处于前韦伯主义阶段 ;尤其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的行政改革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国情。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 ,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并作相应的职能分离。 2 .建立起能激励行政高效运转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 3.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服务型地方政府发展

电子政务本质上是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创新,是未来政府的运行模式.电子政务不仅在公共行政领域,而且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电子政务是信息时代各级政府治理不可缺少的工具,为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提供了现实条件.     

中西方法治理念下的政府公共行政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中西方不同法治理念的比较分析 ,在较深入的层次上研究了法治与政府公共行政的关系 ,揭示了不同的法治就会有不同的政府公共行政。在此基础上 ,结合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 ,分析和论证了我国转轨时期的法制建设与政府公共行政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机构、谋求政府工作效率和对社会公众负责的公共行政改革 ,最终都取决于法制建设的成功。     

论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首先要找准问题,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目前,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问题意识的薄弱,这严重制约了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是指公共行政学者与务实者在公共行政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以专门的公共行政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认识行政问题的实质和类型、发现并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行政问题的意向和能力.公共行政学的问题意识需要从回应当今世界发展提出的挑战与反思性地参与中国行政发展进程的构建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以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的形成.     

“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

"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把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体系核心和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模式或曰政府形态.服务型政府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后工业社会理论、政府职能结构重心位移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服务型政府在本质上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弄清楚这些问题对当今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意义.     

现代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民主--以后现代语境中的公共行政理论为研究范式

近20年来,当代主流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公共行政领域亦不例外.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来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置于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对制度主义、宪政主义、社群主义等理论进行了批驳,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话语"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不仅为走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也对徘徊于技术与价值的两难困境中的现代公共治理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     

中国公共行政自主性的危机与重构--对来自WTO挑战的一项探索

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很快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更加开放的全球性经济环境,中国公共行政也将处于一个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中--随着国内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将出现更加丰富复杂的利益群体;跨国公司更自由地大规模进入我国,逐渐成为政府新的行政对象;随着我国政府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干预性日渐加强.这三方面的因素不仅会基于各自的合法性依据对政府行政活动提出要求,以满足自身的权益,而且对政府公共行政自主性构成挑战.由于即将到来的挑战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政府更应在入世的背景下,加快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和调整,提高公共行政能力,构建政府自主性的基础,以迎接这一历史性挑战.     

基于认识论视角的公共行政理论范式选择

基于可知论、不可知论以及话语游戏论这三个方面的认识论导向,公共行政研究将呈现出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和治理主义等三种理论范式选择,在范式转换的理论视角下,公共行政活动逐渐从以权力主导为标志的权威管制模式转换到以权利交互性使用为标志的社会治理模式。     

论行政人格之于公共行政研究的意义

人格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从公共行政思想史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行政人及其人格即行政人格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主题;从公共行政实践看,行政人格在公共行政及其理论研究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如果公共行政研究将官僚制作为中层的分析单位,那么官僚就是官僚制及其理论的微观基础或微观分析单位;从行政人格的性质来看,行政人格对于公共行政具有方法论意义,是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方法。     

全球化与政府创新

全球化使得后发国家行政环境深刻变迁,这对行政管理会产生广泛而深刻、持续而复杂的影响.全球化迫切要求政府行政创新.全球化过程中,后发国家政府面临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超越主权与国家主权、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悖论与矛盾.全球化对政府职能提出了创新要求.属于后发国家之列的中国,应确立全球化政府理念,创新政府公共行政,提升政府能力,才能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正确定位政府职能,顺应全球化浪潮对行政环境的置换.     

探讨公共行政学的发生史

公共行政作为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是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物.研究公共行政的发生史,可以发现,美国立国后的政治民主与行政集权之间的争论是一直存在着的,然而,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在逻辑上都导向了公共行政的产生.在公共行政的具体发生过程中,还可以看到英国的经验所发挥的影响,特别是密尔在自由主义的思路上对行政的关注,显然对公共行政的理论自觉产生了重要影响.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既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发生史的终结,也是公共行政及其学科自我建构的起点.     

全球化给中国公共行政带来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化和WTO的加入必将促进中国公共行政的新发展和政府行政模式的转换。在认识中国当前政府公共行政的问题与特征的基础上 ,具体分析这种新环境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与冲击 ,并探寻政府行政模式转换的途径     

公共行政改革视野下的治安管理模式

随着西方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国内公共行政改革实践的推进,更新行政理念、明确行政主体、规范行政权力是优化政府行政模式的三个主要内容,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工作也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所适应和转变.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伦理语境——大部制背景下的行政改革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特殊意蕴探析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