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绍兴和议”的签订

＂绍兴和议＂（也称＂皇统和议＂）是宋、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实力对比下的产物,是在双方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签订的。从双方的军事力量上看,宋军的力量弱于金军;从双方的经济实力上看,南宋的经济实力强于金朝;从双方的政治组织能力上看,宋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较之金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低下。＂绍兴和议＂是宋、金关系的转折点,是双方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的标志。     

“澶渊之盟”对北宋经济增量的影响

澶渊之盟是宋辽在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所达成的盟约。盟约的签订使双方都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是一份宋辽都比较满意的协定。澶渊之盟的签订,使得宋朝节约了大量用于北方边患的军费。由于盟约,在双方边境贸易的过程中,宋朝居于主动地位,又可以大量获利。合约签订带来了相对持久的和平局面,这一和平环境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增量,更是不可估量。     

十世纪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

辽代武装力量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军事史领域中一块需要大力开拓的园地.公元一00四年,辽宋两王朝在延续多年的武装对峙和冲突之后,订立了著名的“澶渊之盟”,促成这个和约的主要因素是辽宋双方力量的势均力敌.从此,辽王朝停止了对关内汉族区域的军事进攻,与宋王朝和平相处愈百年.“澶渊之盟”前的百年中,契丹族统治集团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采取以进攻为主的军事行动,进行民族征服与领土扩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本文谨对这一百年间辽王朝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一些探讨.     

对澶渊之盟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对澶渊之盟这一历史事件及相关史料进行全面的考察，既试图展示出历史事实较为本质的真相，又揭示出盟约形成的根本原因。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指出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的条约，但宋朝有限度的妥协让步又是明智的最佳选择，也基本符合封建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游牧友邦交往的惯例，而且，盟约的签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澶渊之盟”的几个问题

公元1004年9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同其母萧太后率大兵自幽州(北京)大举南下,进攻宋朝,兵锋直抵澶州(河南濮阳)城下。11月,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襄助下,亲临澶州抵御。12月,辽、宋两国停战议和,辽奉宋为兄,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如何评价这次战争,史学界尚无定论。一种意见认为,“澶渊之盟”对宋来说,是一次     

宋朝信武殿所在地辨——兼与陈子彬、齐敬之先生商榷

《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苏颂《前使辽诗》的一首。陈子彬注文说,潭州是今日之长沙,汉朝功臣靳歙庙是信武殿。但是辽国是宋朝北部邻邦,北宋使臣赴辽不可能经过潭州,更不可能去朝拜那里的靳歙庙。这与常理有违。并且,按照习惯,靳歙庙应该建在江陵,即今日之荆州,潭州就没有靳歙庙,更不会有信武殿。另从《宋朝事实》《宋会要辑稿》《开州志》等历史文献及原诗内容分析,《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一首对"澶渊之盟"的颂歌,而"澶渊之盟"就签订于澶州。信武殿是宋仁宗于皇祐五年(1053年),为纪念其父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御驾亲征到澶州,战胜契丹,与之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下诏建立于澶州的。因此,原诗题名中潭州实为澶州之误。     

也谈“澶渊之盟”形成的原因

往昔,史学界对“澶渊之盟”的形成,一般认为是双方势力均衡,谁也无法消灭对方所致。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是“澶渊之盟”形成的主要原因,而且有些观点与史实也不相符。下面仅就所见史料,略陈管见,以求正于方家。 契丹族自公元907年立国,至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共有6位皇帝在位,期间对中原王朝所采取的政策大致可分为:辽太祖、太宗和世宗时期的积极南下扩张,穆宗和景宗时期的退守保国;圣宗时期的出兵求和三个阶段。 辽太祖阿保机时期,因契丹建国之初,国小兵乏,不敢大举南进,对中原所采取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和蚕食的政策。阿保机频繁南下掠夺人口目的在于发展辽的农业,因当时辽属境内可供开垦的土地不多,不向外扩张,难以达到目的。阿保机对后唐使者姚坤就赤裸裸地说:“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阿保机的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将姚“囚之旬余”,见不能迫使姚坤表态,遂把原来渴望得到大河之北的目标缩小为“镇、定、幽州”。可见阿保机并无进一步南下中原争夺霸权,一统全国的企图。     

对《重评“澶渊之盟”》有关史实的两点意见

公元1005年的“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统治集团在激烈争夺之后达成的停战和议。这一和议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有着重大意义的。《民族研究》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金石同志的文章,题目是《重评“澶渊之盟”》,对这一和议进行了新的评价,读后获益良多,颇受启发,但文中史实的引用颇有商榷之处。现略陈就教。     

北宋赴辽使节“辞不行”现象初探

宋辽自澶渊和议之后,双方使节不绝于途,但是北宋在与辽国正常互派使节、进行节日道贺时,赴辽的北宋使节却出现了频繁“辞不行”的现象。探讨该现象的表现、发生的原因及其对外交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浅谈“澶渊之盟”缔结的原因

“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关于其缔结的原因,许多人都做过论述.有不少同志把它看做是宋朝在强大的辽国面前仓惶失措,丧失了正确对待事物的能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仅仅把它简单地作为宋朝政治腐败昏朽和苟且偷安的一个苦果来认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偶然,也没有绝对的必然,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原因、背景和条件.同样,“澶渊之盟”也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笔者以为其缔结是有许多原因的.本文试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正.     

河南大学宋代研究特色述略

自建校至今,河南大学的许多学者投身于宋代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宋代的历史、文学、艺术、教育、哲学、法律等领域,从而形成了河南大学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从历史的角度,对河南大学学者在宋代研究各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梳理和回顾,并分析其整体实力、学风、研究特色,对推动宋代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集众家之长，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南宋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要封建王朝,对促成当时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南宋全史》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汇众家之长,对南宋的历史作了深入梳理和研究,对人们重新认识南宋,推动南宋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论宋祁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在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下,宋祁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由"唐音"到"宋调"的过渡.与其兄不同,其诗更显"宋诗"的特色.在诗歌内容方面,他对内心世界"怨愤"的抒发,开拓了宋诗题材的表现内容.诗歌风格方面,由早期的绮艳转向晚年的沉郁、奇涩.宋祁很快抛弃了早年诗中的浓辞丽藻,而代之以奇字俗语.在艺术表现上,其诗善用典故、意象以表现深沉的情感,同时也不乏直抒胸臆之句,充分体现出其诗的过渡特色,为宋诗另开"精工"一路,这对后代诗歌产生一定的影响.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宋刑统》其书与宋代礼法

《宋刑统》一书与《唐律疏议》基本相同 ,足证赵宋承袭唐制 ;《宋刑统》不是《唐律疏议》的简单翻版 ;由《宋刑统》增加而为《唐律疏议》所无的文字 ,可知宋朝礼法不完全等同于唐代礼法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探析

宋代外交以失败而著称,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宋末年与南宋时期投降主义思想的＂高涨＂。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最具代表性。他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对敌人以诚相待;求和,要＂屈己＂,要坚定不移,要不惜一切代价。其投降主义思想来源,主要是在强敌面前,完全丧失了奋争精神;极端的利己思想,以＂忠君＂迎合高宗的投降思想,为巩固个人地位,不惜放弃国家利益;以＂保全东南＂为幌子,实为苟且存活。秦桧的投降主义思想对南宋后期有着重要影响。     

宋代编例性质考论

宋代编例是将已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对宋代编例的性质有所争议。宋代例、例册与编例共存,例是例册和编例的素材,先有例,后有例册,再有编例。宋代之前的判例法经历了从秦汉的比附到唐代确立例的地位,自宋代开始,例成了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清代最终实现了律例合编。宋代编例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历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是对例进行编修并将其上升为立法活动的过渡时期,可以发现宋代编例无论在体例、形式还是程序的视角中,其性质都属于立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