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腐败产生和治理的几个问题

腐败这一社会政治现象,它受制于政治制度、所有制形式、社会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传统.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下反腐败的方式、效果、持久性有明显的差别;公有制并不是腐败的温床,公有制社会只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权力运行机制和腐败预警系统,完全可以抑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转型社会在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同时,还必须发挥政治手段和道德教化在反腐败中的作用.     

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考与对策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成效,首先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同时要加强反腐败斗争的宣传力度与对腐败行为的监督力度.从改革管理体制和完善运行机制入手,从严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所在.     

什么样的地区更易于腐败 ——基于PEST框架的腐败与反腐败路径的组态分析(fs/QCA)

腐败发生机制分析和反腐败的路径探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文献缺乏对腐败和反腐败的多重并发条件的有力解释.在PEST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实际,使用fs/QCA对31省份2016年相关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组态问题,需要多重并发条件影响作用;三种类型构成了地区高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即"政府—市场平衡型""官员掠夺型"和"市场—社会平衡型";三种类型构成地区低腐败程度的驱动路径为"政府—社会协同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官员强化型";腐败治理需要"官场+市场+社会"多主体共同承担,并且不同地区的腐败治理路径具有明显差异性.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路径探究

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是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它是在长期反腐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机制,通过协调各种治理关系而形成的一种长效反腐理念。在民主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流并体现出巨大治理价值的前提下,推动腐败治理民主化成为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过以往民主政治建设及反腐实践的积累,我国已逐渐具备了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民主要件。在此基础上,要实现腐败治理可持续发展,就应当从治理民主化的角度重构腐败治理关系,优化腐败治理结构,改善腐败治理布局并完善腐败治理方式。     

论治理腐败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

彻底治理腐败,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因为腐败行为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具有反腐败的积极性;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紧迫性,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难以完成;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稳步推进。     

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功能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管理利益冲突的道德法律,其通过防止利益冲突间接实现预防腐败的作用,是反腐败的基础性的间接辅助措施。财产申报制度无法单独实现预防腐败作用,只有与其他反腐配套措施所形成的体制性全面监管体系才能发挥反腐倡廉的作用。由于其自身反腐败机制存在缺陷,非理性夸大其反腐败作用反而对治理腐败的事业和改革的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冲击,因此应当科学对待财产申报在反腐败制度体系中的功能。     

中国互联网发展对地区腐败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着眼于信通技术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应用,而互联网能否成为打击腐败的有力工具在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基于2006—2016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实证分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对地区腐败治理的影响作用,发现互联网发展不仅是地区腐败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且对提升治理腐败效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各地党委政府应大力发掘互联网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独特功用,并与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协同使用,充分发挥其真正的反腐败潜力,从而多措并举推进对腐败的综合治理。     

民主政治建设治理腐败功能与制度安排论析

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民主组织机构建设和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政治文化建设,能够让官员在内心形成自觉抵制腐败、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观念,做到"事前"预防腐败;加强民主政治组织机构建设,为权力运行编制周密的监督网络,"把权力关进笼子",做到"事中"监控腐败;加强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严惩,对其他官员造成威慑,做到"事后"惩治腐败。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着反腐机构体制机制不顺、公民社会建设滞后、忽视抵制腐败的政治文化基础建设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治理腐败的成效。应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顶层设计,理顺反腐机制;加快公民社会的培育,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夯实廉政文化基础等方面深化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为制度化反腐奠定坚实的基础。     

论反腐败与权力制衡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本文从当前反腐败形势的严峻、现行权力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社会主义权力制衡的诸多形式等方面论述了根治腐败最正确的选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权力制衡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腐败协同治理研究——基于S省横向多案例比较分析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而基层权力监督和腐败治理直接影响政治生态的整体净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兴衰成败。基于对乡村腐败特征及廉政建设模式的辨析,结合S省多地的实地调研和案例比较分析,并搭建基层腐败治理的三维协同框架,可以发现,地方反腐致力于从“减分”到“加分”的角色转变,反腐败层级协同本质上是在职责同构下回应不为型腐败,部门协同强化注意力可应对小微型腐败,群体协同调动多元力量可避免共生性腐败。乡村振兴战略下,未来基层腐败治理要构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就应当持续推动层级联动、部门合作与多主体协同治理。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美国金融监管的法律变革与特点评析

金融监管体系的调整往往具有“危机指向”的历史特征。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新审视,提出一系列调整方案。美国政府公布的《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改革蓝图》、《金融改革框架》和《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础：重建金融监管》等方案,以及此后美国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均成为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风向标。了解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基本动态和监管理念对我国“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富布赖特听证会的背景探析

听证会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国的对华舆论和对华政策都有开始解冻和进一步灵活的倾向。富布赖特组织听证会的行为动机包括:避免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对公众和国会议员起教育作用,扩大参院的外交决策权,促进政府与学术界的交流沟通以及个人希望有所作为。     

美国议员对华贸易态度的现状与展望

2018年初至今,由美国政府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在此情形下,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对相关议题的态度,从政府、国会、议员及各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分析,对美国参议院两党核心议员、与中美贸易相关的委员会成员和其他委员会主席的投票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以各参议员在“自由贸易协定”相关谈判中的表决情况为基础,结合其在中美相关议题的表决情况,整理编写了参议员支持自由贸易倾向指数。具体而言,支持自由贸易倾向指数以50%为基础,高于50%表示该议员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小于50%表示该议员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分析认为,不论是参议院两党核心议员,还是各委员会成员,共和党议员均表现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倾向;相反,民主党议员态度则较为复杂,总体来看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甚至少数议员表现出极端反对自由贸易的倾向。结果表明,未来我们应该主动把握机会,积极与共和党议员接触,增进中美两国政治互信,提升高层交往,最终促进中美贸易继续向前发展。     

论20世纪50年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台湾问题历来是影响中美关系的焦点 ,美国为了阻遏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 ,从军事、外交、经济上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 ,企图“划峡而治之” ,制造“两个中国” ,对此 ,中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坚持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 ,从而粉碎了美国的阴谋。     

1960年代中期美台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与分歧之研究

本文拟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论述1960年代上中期美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新的手段,而国民党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以“重要问题案”在联合国内维持“纳蒋排共”的旧局面。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政府决定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案,作为防止其政策失败的主要手段,并迫使国民党接受。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为了保住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还通过PL480为国民党在非洲加大“援助外交”提供财政资助,暂时维持着美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     

试析美国"贸易促进权"与双边协定和区域性贸易的互动关系

美国外贸法中"贸易促进权"赋予总统贸易谈判更大的主动权,确保国会在贸易政策制订权力分配上的核心地位,维持"府会"良好协作关系.本文旨在依美以、美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例,立足"贸易促进权"与美式双边协定和区域贸易机制的互动,揭示"贸易促进权"与美国贸易政策及双边、区域贸易机制的内在联系,为我们进一步把握美国外贸政策脉象,维护我国经济利益提供有益的探索.     

美国《超级基金法》免责条款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美国1980年《超级基金法》(全称《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是美国为应对70年代末国内严重的危险物质泄漏事故而制定的,是一部关于危险物质泄漏治理的重要立法。1986年和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该法两个重要的修正案。论题着重对《超级基金法》及其修正案中的免责条款进行分析,并结合美国判例法的特点挑选了该领域较有影响的案例进行了说明。在解读《超级基金法》及其修正案免责条款的基础上,提出了《超级基金法》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借鉴问题。     

美国对外投资政策法律研究

美国对本国私人对外投资的支持和保护主要表现为国会制定了很多保护私人投资利益的法律。美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是以《对外援助法》为中心而形成的多层次、多领域管辖的法律体系。同时,美国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以及利用国际经济组织来为本国私人对外投资提供服务。现时的美国对外投资推出的不仅仅是技术、服务、环境优势,而且还包含国内法律的不断推陈出新,并引领全球国际投资法的方向。     

简论美国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

1990年代中期,美国104届国会推行一系列＂反环境＂政策议程,掀起了自19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的第二次反环境高潮。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成因：104届国会的政治力量构成和保守主义政治倾向、1990年代初美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策趋势、反环境利益集团及其运动的影响和推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下降等都是重要因素。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一方面造成了环境政策停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环保主义者和环保组织、公众舆论和克林顿政府的抵制。最终,104届国会不得不对其激进的政策做某些调整。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及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涉及的利益及政治关系非常复杂,环境政策的出路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