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

东汉中后期名士郭泰生命历程经历了三次转折,总趋势是由积极入世转向避世.他以其不仕不隐的独特风姿享有盛名.其行为缘于济世行义之志与乱世生存欲望的冲突.而士群对其行为持理解和赞赏态度,反映了艰难生存处境下士人的矛盾心态.后世对郭泰毁誉不一,表明不同时期士人在道义感和生命意识间取向相异,它所揭示的是儒家人格在中国士人心态史上的流变.     

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

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汉末河汾名士风气的演化与“林宗巾”效应

河汾文化是隋唐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将其源头追溯至汉末魏初,探讨其时河汾文化的形态,其中又以名士为考察中心.认为名士经由汉到魏,由汉代以经术、道德为依据转向汉魏之交的尚侠义、尚谋略等标准.其中构成河汾文化形态的太原郡更能反映此时期的变化,太原郡士人郭林宗倡导了此时期的人物评议之风,不单是汉末名土的代表,也更好地呈现出了河汾地域文化的形态特征.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评东晋的风流宰相——谢安

对于东晋的一代名相——谢安,过去多只限于对他作历史事实的考评,这是不够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谢安的魅力在于他建立了一种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政治理想,二是“和靖”、“和任”为特点的名士人格风采。谢安的“风流”人格范式实是一种玄学儒道合一的人生设计。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一往情深,质性自然--从《世说新语·伤逝》看魏晋士人的情感价值与表达

<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从<伤逝>篇及其它的感伤故事可以看出:魏晋士人不仅以有情、重情、钟情为人格理想,而且竭力追求情感表达的自然与真诚.魏晋士人情感价值的选择与建构是在无情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无数情感的冲突,在玄学的观照下形成的,是对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一往情深，质性自然——从《世说新语&#183;伤逝》看魏晋士人的情感价值与表达

《世说新语》中的《伤逝》篇全写魏晋名士对死者的哀悼和恸哭。从《伤逝》篇及其它的感伤故事可以看出：魏晋士人不仅以有情、重情、钟情为人格理想，而且竭力追求情感表达的自然与真诚。魏晋士人情感价值的选择与建构是在无情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无数情感的冲突，在玄学的观照下形成的，是对儒道两家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六朝人物美学:类型及意蕴

美学界对六朝人物的研究大多是综而言之,往往抹除了六朝人物的丰富性及差异性.六朝时期有三种典型的人物:第一种为玉人型,以何晏、夏侯玄等正始名士为主,西晋名士多有继之者,此类人物偏重于外在形象和高贵身份.第二种为任达型,以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为主,元康士人多属此列,此类人物偏重于身体行为和个性追求.第三种为自然型,以东晋名士为主,注重人物的人格之美和艺术精神.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葛洪生地葬地新探

葛洪是丹阳句容人,晚年隐居并卒于罗浮山,但葛洪的出生地并非句容,埋葬地也并非罗浮山.葛洪幼年一直和宦游在外的父亲葛悌在一起,所以葛洪很可能出生在葛悌的任职地洛阳或肥乡,而洛阳的可能性最大.至今葛洪的埋葬地共有三种说法.葛洪虽然卒于罗浮山,但罗浮山只留有葛洪的衣冠冢,他没有真正埋在那里.关于杭州西湖葛岭的抱朴子墓旧闻,源自元代诗人吴莱一首诗中的文学虚构.魏晋时期盛行归葬习俗,葛洪卒后归葬到了家乡句容,因此关于葛洪墓在句容的史料记载最为可信.确定葛洪的出生地以及真正埋葬地,对于研究葛洪的生平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     

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郭进是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 ,以善于用兵 ,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宋太祖时 ,郭进长期镇守西山一带 ,有力地抗击了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 ,确保了防区的安全 ,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价。宋太宗即位后 ,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 ,郭进虽仍在守边及北伐战场上屡立战功 ,但最终却被逼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 ,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     

祢衡论

祢衡以狂名于世,但他不只是一介狂生。祢衡深受东汉党人“忠君”、“忧道”思想的影响,在汉魏之际社会大动荡、思想大变革的时代,特立独行,承袭东汉党人余烈,坚守儒家正道,以忠君爱国为立世之本,以刚傲清狂张扬忧道之情。他的种种狂言悖行出自一个目的:以“狂”的方式,表达自己忠君爱国的政治理想。     

吴激家世生平考述

金代初年著名词人吴激处于导宋学入金源的承前启后的地位,曾对金代文学有过令人注目的贡献;其书画作品今虽未见,但作为米芾传人之一,在宋金艺术传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亦不可低估。考述吴激的家世生平,可以使我们了解吴激其人,并深入理解其作品。     

从张衡的心态变化看汉赋观念转型

张衡的心态完成了从依附性心态向隐逸心态的转变,他的汉赋观也经历了由汉代主流的政教赋观向自觉赋观的转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张衡终结散体大赋,开启抒情小赋,实为汉赋转型过程中终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心态变化对于汉赋转型的影响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大、小传统”之间:论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

从远古到晋代,天人感应思想经历了大、小传统的数次变迁。在《汉书·艺文志》中,《山海经》被列入数术略形法类。郭璞《山海经图赞》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为基本模式与特殊模式,理论基石是气论、神论、天论以及三者的杂糅。《山海经图赞》掺杂了一些玄学思想,说明郭璞并非不懂玄学。他之所以放弃"大传统"而选择"小传统",与其学术传承和政治理想有关。郭璞继承了汉代方士化儒者的传统。他虽有避世思想,但仍积极投身于政治之中,目的是为了以"天"为限制因素,恳求帝王减轻刑狱、勤政爱民。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通过占卜敦促温峤、庾亮等人兴兵讨逆,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论魏晋玄学思想资源在两汉时期的先期整合

就基本思想方面看,老、庄、《易》“三玄”在汉代四百年间的变化和整合,表明魏晋玄学的兴起,自有前代思想学术所作的酝酿铺垫,并非突如其来发生的现象。对于汉代整合“三玄”方面比较重要的人物和著作,如《淮南子》、扬雄、张衡以及王导“三理”等,典型体现了汉人在一些玄学命题上做出了程度不等的先期贡献。     

周密笔记的遗民情怀与史料价值

周密宋亡后以笔记野史和遗民气节名,遗民身份与其笔记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遗民情怀渗透在其笔记从内容到文字的各个方面:在内容上表现出怀旧、反思、控诉的主题,写作时强调“得其实”与“直书”,文字中流露出浓郁的盛衰之感和追念之怀。他的笔记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论清代台阁诗人——陈廷敬——兼及古人做官与做诗的关系

清康熙帝称陈廷敬“姚房比雅韵”,史称陈廷敬为“燕许大手笔”,都以陈氏为“台阁”诗人优秀之选。陈氏一生为做官而做诗,长期处于做官与做诗的矛盾之中,不断地戒诗,又不断地做诗,从而在官越做越大的同时,“诗未因官减”,并不时在“颇觉风流似牧之”的诗人感受中写下优秀的诗篇,使其作为诗人的成就,并高官、理学而三,在清诗中自成一家,尤能于清代台阁诗人中独领风骚。     

隋前隐逸诗源流及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隐逸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它萌芽于先秦,成型于汉魏,东晋时由于隐逸大诗人陶渊明的横空出世而发展到高峰,直至南朝,隐逸也依然是诗人们笔下的一大主题。在隋代之前,隐逸诗歌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