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关于葛诸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评价说:诸葛亮“冶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撰写《三国志》,在《蜀志·诸葛亮传》末的评语中,盛赞诸葛亮施政执法的同时,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     

肉死象之白骨:唐修《晋书》中小说史料的“细节”意义

唐修《晋书》由于大量取材于小说的缘故,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许多学者的诟病。其实,《晋书》采用大量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叙事风韵摇曳,人物精神生动,犹如“颊上三毫”,体现了小说史料在《晋书》修撰中的“细节”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晋书》作者也艺术地运用小说史料,那些看似闲散之笔的小说史料,正是曲折隐晦地反映历史真相的珍贵细节。《晋书》对小说材料的取舍,有着深刻的意义,这或许正是《晋书》作者的“春秋笔法”。总之,《晋书》中的小说史料可以使历史叙述更圆通、更完整,正像是“肉死象之白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论“空城计”之有无与西城的地望

晋王隐的《蜀记》载西晋初年郭冲向司马骏所陈有关诸葛亮的五事中提到空城计,《三国演义》中关于空城计的描写基本据此,唯根据历史纠正了郭冲误记的时间与地点。但《三国志》未载此事,裴松之对此也表示了怀疑的态度。《三国志》未载,因书成于晋初,司马懿已被追封为宣帝,历代正史都对本朝君王及其祖先之事多加粉饰。当时的《赵云别传》中写有赵云演空城计让曹操上当的事,时在诸葛亮空城计之前,有可能是诸葛亮依样画葫芦,更可能是晋皇族及其御用文人有意造出来混淆视听。裴松之怀疑的理由,也是料彼不料此。清初学者魏禧及当代学者钱钟书都相信空城计之事是有的。关于西城的地望,应在汉代西县附近、祁山以南的峡口,为蜀国北出的门户。因在西县地而非西县城址,故不曰西县而曰西城。     

江南大众娱乐文化与明清通俗小说的崛起——兼论明代通俗小说史“近两百年空白”一说

在《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诞生之后,通俗小说史是否存在着近200年的空白？中国古代文学何以在明代后期迎来通俗小说的时代？对此,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本文从大众娱乐文化视角,探讨了明清通俗小说大众娱乐文化商品的属性,认为作为小说商品,明代前中期根本不曾存在什么“空白”;而作为小说文本创作,就创作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的确出现了较长时段的断档.通俗小说时代姗姗来迟,恰与通俗小说作为大众娱乐休闲文化商品消费时代的迟到直接相关.     

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

鲁迅研究中的“斯巴达”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的解析上：是“翻译”还是“创作”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文体问题的讨论等。其中,关于《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理所当然构成了这些讨论的前提却又并没有解决。对此,文章提出一种不同维度上的调查构想和设计,即不把“斯巴达”仅仅看作周树人《斯巴达之魂》单篇作品中的孤立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整个近代“国民性”话语建构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在这一观察维度下,《斯巴达之魂》便不再是“鲁迅研究”中的“一篇早期习作”,而呈现为一个从梁启超到周树人的精神史过程的到达点。梁启超和周树人为什么会把“斯巴达”作为新知和思想来传播,他们如何建构各自的“斯巴达”,他们与周围及其相互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斯巴达”话语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斯巴达之魂》的材源问题,亦自然内包于新的观察维度之下并清晰呈现于多重文本交叉之大观当中。     

“通今致用史学所急”：陈庆年史学经世思想探赜

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情势下,陈庆年经世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为：修订《两淮盐法志》及《两淮盐法撰要》;撰写《兵法史略学》等兵史学著述;稽查史书维护领土主权等.在坚持史学致用功能时,陈庆年更强调史学的求真.     

从“人鬼相恋”到“痴情女子痴心汉”——论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爱情主题的嬗变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爱情主题从六朝志怪小说的人鬼相恋,到唐传奇的始乱终弃,从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的痴情女子负心汉,再到《聊斋志异》的痴情女子痴心汉。基本按照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路线,这是古代作家对理想爱情积极思考、努力追求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代的“业镜”观念

＂业镜＂是冥府地狱中审判亡人的工具,多由特定冥官（如阎罗王或秦广王、泰山王等）来执掌,藉此鉴查众生在世间所行善恶之累计情况。＂业镜＂之说,始见于六朝佛教典籍,后为宋元道教经书所接受,明清民间宗教宝卷中更屡见此说,士人阶层也援引＂业镜＂作为文学创作之素材。我们着眼于佛、道经书及民间宗教宝卷中出现的＂业镜＂,讨论其宗教含义,进而分析其演变过程。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广雅疏证》的“同”

“同”是一个常用的训诂术语,前人对它的含义有不同的看法。木文以《广雅疏证）作为突破口,考察统计了“同”在该书的使用分布情况,分析了它的含义,发现“同”除可能指同源词外,还可能指通假字、异体字、联绵词或名物词的不同书写形式等,理解时只能从字面意思切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以“天”为中心试析《列子》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

概念作为哲学体系的支点,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深入理解该哲学体系的脉络。将不同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进行对比,则有助于确认各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和发展顺序上的先后。本文以《列子》中的"天"概念为例,基于原文对其在具体事物、气化系统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作深入剖析,并将其与《老子》和《庄子》中的"天"作对比,发掘《列子》之思想体系与《老子》、《庄子》的联系与区别,并由此得出《列子》之气化理论在先秦思想史上的位置晚于《庄子》外篇的结论。     

在“无所属”中峭立——读林贤治《鲁迅最后十年》

有人认为,鲁迅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一步步被推上“神圣的祭坛”,成为20世纪最显赫的文化偶像。在当下中国大众的意识领域,鲁迅的确可以被这样评价。但是如果回到鲁迅本体,而不是着眼于鲁迅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样的评价就只剩下一架空壳了。如果,鲁迅是因为被误解、被歪曲后走上“神圣的祭坛”的话,对鲁迅而言实际上是极不公允的。鲁迅固然伟大,但是这伟大不关乎意识形态构筑出的使命般的阅读空间。鲁迅对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招牌”非常警惕。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警惕中,他反而在去世多年后成了意识形态最浓抹重彩的一个。这种可能是…     

工业化时期英国企业家群体与自由贸易转向——以“反谷物法同盟”为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推动英国贸易政策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率先开始工业化让英国获得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工业化释放的巨大产能则提高了扩张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促使企业家群体放弃贸易保护主张,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但1815年的《谷物法》人为提高了粮食价格以及工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损害了工商界的直接利益,同时也引发欧洲各国的贸易反制。1839年企业家群体主导的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成立后,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组织宣传能力和巧妙的行动策略,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取得成功。英国工业的繁荣和企业家群体的兴起推动英国全面转向自由贸易,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企业家群体和工业优势的衰退则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自由贸易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造业企业家群体兴衰则与自由贸易兴衰具有同步性。     

“明经七哲”初考

《新安名族志》关于考水（属古徽州婺源县亦称考川）“胡姓”中记道：“考川，其先出陇西李唐之后，朱温篡位，诸王播迁，曰昌翼者逃于婺源，就考川胡姓之后，遂从胡姓。同光乙酉，以明经擢第，义不仕，子孙以经学传，乡人习称明经胡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