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缺乏自主"到"合作治理"——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繁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其中温州商会作为在市场中自发形成的经济领域的社会组织,在推动温商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分析温州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演化所经历的阶段,可以探索温州商会今后的发展之路.     

浅论近代陕西商会产生的背景及其过程

陕西传统商业在外侵冲击下逐渐走向瓦解,因而又使传统行会向近代商会的演变成为了必然.清末新政倡导设立商会的政策又为近代陕西商会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运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陕西商会产生的上述背景及其产生途径进行初探,以求缕清陕西商人组织的演变过程,揭示出近代陕西商会是陕西商业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力求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陕西商业的新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浙江民间商会发展考察

近年来在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浙江民间商会因其在获取信息和协调成员行动方面的优势而获得长足发展。与民间商会发展所仰赖的社会合法性相比当下我国民间商会发展的法律环境令人堪忧,行业协会与民间商会之间缺乏公平的竞争平台。因此,明确商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界定商会与政府的职能划分,规范商会活动及其法律责任,是创设商会发展良好法律环境的必要前提。民间商会构成中国法治的民间社会基础,其实践活动对当代中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     

民国前期烟台的商业、商人、商会

近代时期的烟台借助自然和区位优势,曾一度领风气之先,成为19世纪我国东部沿海的新兴城市之一。但烟台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在工业、城市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先天的缺陷,城市发展后劲不足,且容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民国之后,随着青岛等周边港口城市的崛起,烟台商业呈现出停滞、衰落的局面。绝地求生的烟台商人随机应变、因地制宜,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学习、借鉴,迅速调整着力点,走上了发展工业,以民族工商业兴市,谋求区域经济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意识到建立商会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商业精英加入了商会组织,并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保障自身权益,推动行业经济发展。烟台商人通过这一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职能。同时,商人、商会也因各自在社会领域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推动着烟台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清末商业组织对汉口贸易发展的推动

清末汉口贸易的发展极为迅速,它的发展与当时商业组织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民间的商业组织如行会、公所、商会在统一计量工具、提倡诚信经营、调解行业纠纷、维护国内商人利益等方面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政府设立的商务局在维护市场、开商智、联商情、兴商学等方面着力扶持,二者共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商业贸易环境,为汉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永嘉县商会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传入,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会组织渐次步入中国大地,并得到迅速发展.温州作为东南商业重镇,早在上世纪初就成立了自己的商会组织,广泛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社会活动,在近代历史上勾划出自己的图线.通过对永嘉县商会组织的梳理,探讨其由来、初步发展及作用.     

近代殖民租借地商业组织的典型个案——以威海卫的商埠商会(1916—1930)为例

威海卫在1898—1930年是英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商埠商会成立于1916年,该商会在英国的殖民下成立和发展,商会领导李翼之、谷铭训等人带领商会整顿商务、福商利贾,倡行公益、服务地方,参与政治、影响社会。这些似乎与其他商会没有区别,但是威海卫商埠商会在成长中与殖民政府进行合作与抗争,体现了近代中国商人在自身、社会、国家利益面前的抉择。而威海卫商埠商会作为一个存在于英国租借地内的近代商业组织,既有其作为近代商业组织的普遍性特征,又有其地处殖民租借地的特殊性。     

2006年:各地温州商会“和谐年”

2006年,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进一步步入平稳发展时期。商会组织也发展到了又一个高峰,达144家。2006年,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各地商会建设进一步加强,商会品牌进一步打响,商会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商会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说2006年是温州商会的和谐年,恰如其分。2006年10月26日,第四届全国各地温州商会年会在河北石家庄举     

环渤海地区民间商会与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环渤海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在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政府间的合作已经展开,民间的合作也在行动。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其代表组织——商会越来越显示出桥梁和纽带作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环渤海地区的产业要集群化,这是一条促进该地区经济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商会为此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就是为企业牵线搭桥,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铺路。     

越商商会与绍兴民营经济的发展

活跃的越商商会是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靓丽风景,越商商会的兴起有着特殊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社会治理结构,越商商会的现实定位是做政府和单个企业无法办到的事,越商商会对绍兴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要表现在信息沟通、集体行动、行业自律、价格协调和法律维权五个方面。     

清末民初直隶乡村市镇商会发展概略

作为近代商人社团的商会,不仅在各大中城市普遍创建,而且在乡村市镇也广泛渗透.本文对清末民初直隶商会在乡村市镇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不同时期商会发展的特点.商会组织在乡村市镇的广泛扩展,有效地密切了城乡之间的关系.     

为商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南京市宜兴商会探索党建工作新途径

2008年元月8日，继南京温州商会成立党支部后，我市第二家异地商会党支部——南京宜兴商会党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立近半年来，对商会经济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又是如何为商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     

浅论清末民初(1903-1920年)天津商会的政治特色

天津商会，作为清末“新政”的产物，经历了从官办商务局－商务公所－商务总会的演变过程。它由天津一埠的包括３２个行业的组织，逐渐发展到直隶全境，在其五十余州县建立了分会和分所。并从１９０７年起，与上海、苏州等商务总会一起，发起筹建中华商业联合会。天津商会对京畿乃至北方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并在其间政治风云中有某些影响。     

新旧之间：近代山西的商会与行会

山西商会是近代以来在政府倡导下而产生的新兴工商社团组织,它从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到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山西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商会的出现并没有作为新生力量取代具有相当历史的传统行会,山西的行会在近代继续向前发展,势力仍很强大。山西的商会与行会之间既有着创立形式、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又有着较沿海大埠更为紧密的依赖和渗透关系。     

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民营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民间商会特征与功能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民间商会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明显，民间商会的绝大多数服务对象是民营企业，无论其属于官办、民办还是半官半民的性质，都具有类聚性、自愿性、联合，陛、非营利性、互益性等属性，但作为民间的非营利组织，在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方面还存在不足。民间商会在处理与组织内部及组织外部的各种主体关系时，表现为一种合作与互动的“治理关系”，在组织发展和管理方面的治理经验主要包括：要建立与政府的良好沟通与合作关系、组织带头人通常是治理的核心力量、通过积极为会员服务获取发展空间等。事实表明，济南商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协调功能、维权和服务功能、自律监督功能、利益整合功能、政治参与功能和社会公益功能等。     

“组织起来”：由纵向到横向的历史跨越——湖北省嘉鱼县联合党委的产生及其启示

“组织起来”是中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经典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行政建制，实现了对农民的纵向组织。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国农村和农民出现了横向联合的趋势。为适应此发展需要，湖北省嘉鱼县设立了联合党委这一新型政党组织，这是当前基层横向党组织建设的典范。横向组织的设立是农村和农民由纵向组织到横向组织的历史跨越，为“组织起来”这一经典议题赋予了新的价值和生命。“组织起来”有效实现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是生产力发展和利益联结机制。为确保横向组织的有效性、避免纵向组织曾经出现的偏差，应坚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的横向组织，并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     

济南商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历史上济南商会的产生有顺应当时时势的大背景,而济南自开商埠极大地促进了商会的发展。在商会存续近50年的时间里,恰逢中国社会变迁的非常时期,济南商会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会一样,也发挥了不容抹煞的积极作用。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回顾这段历史,至少有以下启示:一要依法确立商会的地位,二要加强商会自身的组织建设,三要正确处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     

温州民间商会:一个制度分析学的视角

温州民间商会的制度供给是政府和商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于群体自发形成的内在制度在商会的治理实践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商会激励机制包括物质性激励、团结性激励和目的性激励.组织在治理实践中为不同层面的参与者提供的各自所需的"选择性激励".商会的监督机制呈现出了制度化与道德驱动相结合的自律特征,而商会网络式的组织结构为会员建构了一个低成本的参与网络,从而塑造了组织的监督优势.     

跨地区民间商会协作的思考——以粤港澳三地为例

粤港澳三地商会之间的合作是整个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协调三地利益,推动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由于体制、机制、相关制度等方面的障碍,制约了粤港澳三地民间商会这一重要＂民间路线＂功能的有效发挥。针对目前粤港澳区域之间商会组织合作的现状和民营企业人士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建立粤港澳三地商会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粤港澳商会合作论坛＂、确立论坛成果追踪机制、形成更广泛的行业协会合作洽谈制度等推动粤港澳三地商会组织协作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