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谁来"评价"

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且日益深入人心.于是,国人好像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出各种"大师"来.说句不好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时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着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把好些好人也给烤糊了,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大胆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     

“容忍”与“自由”的关系──略评“胡适与殷海光之论争”

我每每在红绿交通灯前慨叹：只劝大家忍让，我们哪能自由自在地驾驶？就算有了交通灯制度，如果大家不遵守法规而讲忍让，依然会阻塞交通。我们虽然难有十全十美的法规，但却可以利用它把忍让大量减低。我觉得：自由、忍让、民主的法治三者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１．胡适引述某史学大师的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先生再三强调自己也有同样的感想。他越想越觉得这话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甚至认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①。评析：自由是我们的目的。如果真的象胡先生所说：“没有容忍就没有…     

“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

在我国逻辑学界,多数同志把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称为“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其中有不少同志把充足理由律也包括在内,但因意见分歧,这里不去涉及)。另外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称呼。如“普通逻辑基本规律”,只是把“形式逻辑”改称为“普通逻辑”,并无其他区别;再如“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思维形式基本规律”,越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失之过宽;又如“逻辑规律”、“逻辑思维规律”,不仅越出了形式逻辑的范围,而且失掉了“基本”的限制,更加失之过宽。所有这些称呼,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都把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称为规律。我自己过去也是这么说的,现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谨将浅见申述如下。     

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批判——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史“审美中心主义”表现为一切以审美为标准,文学作品越具有审美价值,在文学史中就越有地位。中国现代文学以审美为本位,就意味着功利性、娱乐性和消遣性的文学没有地位。我们承认文学的审美性,但同时又反对把审美唯一化、绝对化、本位化。金庸现在被奉为“大师”,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武侠小说,而是因为其武侠小说特殊性所隐含的一般艺术性。     

“大师热”引发的思考

2009年2月,有学人发表文章,从年龄、身世和学问三个方面对“国学大师”文怀沙提出质疑,而号称“国学秦斗”的文大师对此始终未给予正面回答。一石击起千层浪．“文氏事件”引发了学术界对“大师”现象新一轮的争论。5月9日,“‘大师热’引发的思考”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大师热”以及专家学者的社会形象与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有关文字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哲学的“孤独”

近代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曾以一种豪迈的语气把哲学比作密涅瓦河畔的猫头鹰,叹呤着“密涅瓦的猎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的神喻。大师的豪迈是有理由的,毕竟在他的时代哲学依旧享有着“最高智慧”的荣耀与辉煌。但他万万不会想到,他豪迈的感叹竟成了尔后哲学孤独命运的不祥预告:现代哲学仿佛真的走近黄昏了,一如暮年老者踽踽独步于密涅瓦     

关于“战锦”

周振甫同志《读毛主席诗词三首》(载《文学评论》1078年第5期),给我们教益很大。但把“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中的“战锦”,解释成“就是战士在战争胜利后的衣锦荣归,就是指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指出其出自李白《越中怀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战锦”还是指辽沈战役中的锦州争夺战。锦州争夺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而辽沈战役又关系着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所以毛主席的“战锦方为大问题”这一句,既点明锦州之战的重要性,又赞扬了罗荣桓同志在这一战役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至于李白《越中怀古》中的这一句,许多版本都作“义士还家尽锦衣”,没作“战士”;鲁迅书这首诗的手稿也是如此。周振甫同志却写成“战士还家尽锦衣”,并且说“战锦”是从这一句压缩来的。我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同时,我觉得这样解释很生硬,缺乏说服力。     

越为“少康庶子”试析

《史记·越世家》云:“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二千年以来,围绕着这一记述,学者展开了关于越人族源与越夏关系的长期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司马迁的记述流传有绪,且不断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比如马桥文化遗存中就含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因此,越为少康庶子说信而有徵。另一种意见认为,夏处北方,越居南方,两不相干。越为少康庶子,纯出后世附会。各执一辞,久讼未决。我认为,上述两说对“少康庶子”这一关键词的理解似可商榷。首先,所谓的“庶子”不应理解“庶出之子”,因为嫡庶之制始于商而为夏代所无。既无嫡庶之制,自无所谓“庶子”。     

邵雍和“一分为二”

作为哲学命题的“一分为二”,从字面上看,在我国最早是由北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大师邵雍提出的。 他在《观物外篇》中阐述其宇宙生成说时,写道:“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这是从神秘主义的象数学推衍出来的一种谶纬学变种。它把宇宙万物的生成、发展,都     

“把＋NP”的“把”的隐现

“把＋ＮＰ”的“把”的隐现陈信春一介词“把”（包括“将”）可以同名词性词语相组合。“把＋ＮＰ”作为一种语言单位不存在“把”的隐现问题。但进入语句以后，则有一个“把”的隐现问题。在一些场合，介词“把”必现，在另一些场合，“把”则可以隐现自由。不管是必现...     

对“辩”与“真理明”关系认识

真理越辩越明是人们使用较多思考较少的一个命题,不少人对“辩”与“真理明” 间的关系缺乏清晰深刻的认识.从逻辑学的角度,“辩” 不是使“真理明” 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使“真理明” 的必要条件.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尚书》“越某日”解诂

《尚书》屡见“越某日”。如“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召诰》)“甲子,王乃洮頮水……,越翼日乙丑,王崩。”(《顾命》)对“越某日”的“越”,古注有三说。或释“逾”(蔡沈传),或释“及”(王引之《经传释词》),或释“于”(孔颖     

宋代“特许越诉法”:中华法系行政诉讼之独例

北宋末年起至南宋，皇帝不断颁布制、敕，特许百姓对官吏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越诉”,形成了“特许越诉法”。“特许越诉”的对象是官吏侵犯百姓人身权财产权、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要求百姓履行义务等具体行政行为；原告都是管理相对人即百姓，被告都是管理者即官吏。宋代“特许越诉”的受理机关一般为被告的上级司法或监察机关，管辖机关级别高；对“特许越诉”的审理与监察制度及对相关官吏的追责相结合，力度较大。宋代“特许越诉法”为中华法系行政诉讼制度之独例，彰显了宋代法制居于中华法系极高水平和世界同时期先进水平，其内容对当前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楚地“句亶”、“越章”新探

《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段记述,是司马迁写《楚世家》关于武王以前之事最为详细的一段,不仅简要描述了西周后期王室衰弱、楚国一度强盛并趁势向外扩张的大致面貌,而且提到了几处地名或封国名,对于楚史、楚文化的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材料,凡是研究楚史、楚地理、甚至研究越史的, 没有不引证的。可是,这段记载有不少疑难问题,就是同一个问题,由于研究者所持的观点不同,看法也不一致。笔者不打算在此涉及过多的问题,只是就“句亶”、“越章”二地及其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供研究者参考。     

“南仲大祖”考——读《诗经》札记

《诗·大雅·常武》云:“赫赫明明,王命卿土,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南仲之名又见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常武》诗《毛传》曰:“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父为大师。”《孔颖达疏》说:毛以为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大祖之庙”。是《毛传》把大祖释为王命之所——大祖之庙。按《诗经》中“祖”字凡二十七见,除     

论“统”和“分”的合理性

在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如何正确处理“统”和“分”的关系是一个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片面性是必须纠正的。一种认为分户经营越多,责任制越落实,因而只愿讲“分”,不愿讲“统”,认为一“统”就“死”。另一种认为只有统一经营才是社会主义,因而对“分”不感兴趣,想把什么都要“统”起来。这两种认识,各走极端,都不利于生产责任制的完善,不利于生产发展。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保持公有的前提下,生产组织方式何者该“统”,何者要“分”,     

“个别”初探

作为哲学认识论中的“个别”范畴,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学者对其探究。从古希腊的哲人到当代的哲学大师几乎都对“个别”作出过自己的理解和界定。然而,在我国哲学认识论理论研究中对“个别”的研究却显得薄弱,以至在高清海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问世前,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不曾把“个别”作为哲学基本范畴加以论述过。这就使得在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中许多问题都含混不清、不甚了了。例如,认识的基础对象,认识活动的微观机制,个别与特殊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是这样。诚然,研究“个别”不仅涉及哲学认识论,而且涉及到了心理学、逻辑学、语义学诸方面,稍有不慎就会把已经够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但愿本文中的这些不够成熟看法能促进对“个别”的研究。     

释“粤”

释“粤”何科根广州所在地的“粤”，作为一个地域观念，它的命名理据是什么？它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底蕴？这无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粤”尽管许多学者指出，与“越”相通，但实际上，“粤”与“越”有所不同。“粤”自古至今，主要用于指称地域。“粤”亦用以指称人，...     

屈原未遭“放逐”考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思想家。政治家。《桔颂》《招魂》《离骚》《哀郢》等是他的代表作。古今中外的研究者一致认为,屈原所获得的文学成就与他晚年的放逐生涯紧密相关,没有屈原晚年放逐的遭遇,就不可能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然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间地点,事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 “放逐”,《说文》:“放,逐也”,“放”与“逐”同义。《小尔雅·释言》:“放,训弃”,有弃置不用之意。可见“放逐”是赦罪宥免,从轻发落的一种刑罚。这种“刑罚”,它通常具备两个特点;一,“放”是死罪改为活罪的一种处分。二,在执行时,经常是把罪人放逐到异国,并且多是当时边远国家。楚国是有这种刑罚的。《春秋·昭公八年》载:“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昭,放之于越”,于越即后来的越王勾践之越,说明放的地方是荒远之地。经考证,屈原一生中并未遭受过刑罚而被放逐。至于传说中被放逐的地点:(一)汉北(二)陵阳(三)南楚就更不存在了。要澄清这一历史事实,推翻前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