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齐物论》的内在逻辑新论

《齐物论》的内在逻辑主线是“一”,“齐物论”可以称“一物论”。“一”之内涵是合为一体、无彼此之分,物、我为一,生、死为一,梦、旦（醒）为一,是、非为一,知、不知为一。一物我则无“哀”、无“芒”,一生死则无“惑”,一梦旦则无“固”,一是非则无损于“道”,一知不知则无“近死之心”。只有去除“成心”,因任万物自然本性,才能体悟“一”,达到“道通为一”之境界。这一点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圣人却可遇不可求。圣人与凡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庄子能“一”万物,却不愿“一”圣凡,体现了他内心的极度孤傲、寂寞与对在现世中“道通为一”之境界难以实现的深刻理解与失望。     

“道德”的形而上学及其意义

道家以“道德”为本,“道德”的哲学化历程是一种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形上学建构。作为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道”只具有超越形名的本体、本原或本根的意义,很难理解为“规律”、“准则”、“共相”等知性思维的产物;“德”以“得道”为内涵,与“道”具有本体论上的同一性。而“道”取代“天”成为道家思想的形上根源,与其本义“道路”有关,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可以为我们指明一条“道路”,揭示一种合于“道”的在世方式。     

《周易》“元亨利贞”歧解辨正

“元亨利贞”四字,在《周易》卦爻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然而易学界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分歧也最大。明其义,一是应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找准与《周易》所用的相关意义;一是应从卦爻辞用法上考察,锁定其在特定语境中的基本意义。“元”为“大”义,“亨”为“亨通”,“利”为“利于”,“贞”为“占卜”、“占问”。四字联用,“元亨”为句,“元”为副词,作“亨”的修饰语,表示“大通顺”、“很亨通”;“利贞”为句,“利”修饰“贞”,表示“利于占卜”。     

论“乐器人化”──现代中国器乐表现文学作品的一个配器特色

本文探讨中国器乐在配器上的一个特色——“乐器人化”。这一特色表现为两方面：一为类比，二为借鉴。前者探讨乐器与人的关系，提出”乐器＝人”的命题；后者探讨“洋”与“中”的关系，核心是“洋为中用”。尤其后者，为中国文艺提供了新信息，这一特色的深层文化因素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戏曲的“角色化”成分。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为我”与“无我”——论孔子与庄子思想的歧异与贯通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色之孔子思想,是以“为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最终却落足于“为我”的个人修养。以“为我”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的庄子思想却走上了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孔子与庄子在“为我”上有一交汇。但这一交汇却构筑了其思想更加激烈对抗的平台。     

论形而上之数与形而下之数包涵的一分为三思想

数学中的数轴、平面直角坐标系、空间直角坐标系为形而下之数 ;哲学中的“三生万物”、“函三为一”、“数成于三”、“道成于三”和“物成于三”等为形而上之数。它们包含着丰富的“一分为三”的思想 ,能够对“一分为三”作出比较全面的诠释。     

孙悟空“籍贯”、“故里”考论——兼说泰山为《西游记》写“三界”的地理背景

《西游记》“四大部洲”之“东胜神洲”拟山东古齐地,与“西牛贺洲”相照应,以“东胜(圣)”“西……贺”,寓道、释一家,道为佛阶之意;写“傲来国”、“花果山”拟自泰山主峰西南之傲来山,泰山有“水帘洞”;孙悟空“齐天大圣”名义为与泰山“东岳天齐”相反相成,而远祖古齐之“天主神”;泰山有“玉皇顶”、“一天门”、“南天门”、“三天门”、“王母池”、地狱等等,为《西游记》虚拟“三界”之地域背景。《西游记》写孙悟空“籍贯”、“故里”及其所大闹的“三界”,有现实地理环境的参照即背景,这一背景是“五岳独尊”的东岳泰山;西游故事最后形成的“齐天大圣”是一只“泰山猴”。     

列维纳斯面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关于“存在论”的争论

列维纳斯是当代法国急进的“异”类哲学的精神之父,向“存在伦”提出挑战的代表性哲学家。他颠覆了传统的“存在论-知识论”,“开创”了一个“异域”,即“价值”、“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强调伦理学才是形而上学。不是“存在”“包容”了“他者”,而是“他者”“包容”了“存在”,“存在”“包容不下”-“包容不了”“他者”,“他者”“不在”“存在”之内,而在“存在”之外。“他者”“大于-强于”“存在”。伦理学问题得到了哲学上大幅度的提升。他不是完全否定“存在论”,而是把“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伦理学”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将“存在论-真理论”置于“价值论-伦理学”的“制约”之下。“哲学”研究、思考的“问题”,不同于一般的经验科学,它不以日常经验之物为“对象”,但绝不是没有“对象”;“哲学”的“问题”常常不能完全“概念化”为一个“论题”,但绝非毫无“主题”。“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以“存在”为研究“主题”,仍以“存在”为思考“对象”,只是这个“存在”作为“对象”,并非完全在“客体”意义上来理解,而仍是一个“主题-主体”,该存在不仅展示为一物,展示为一“属性”,而且展示为一种“意义”,一句话,作为哲学“主题-对象”的不是“诸存在者”,而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自由的”“存在”。     

预防犯罪应提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严打”力度越来越大，刑罚越来越重，而犯罪率却逐年上升。作者在分析产生这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思路要两步走：一为“严打”与“预防”并重；二为坚持“社会预防为主，刑罚预防为辅”的战略方针，同时变“厉而不严”为“严而不厉”     

词乐关系新论

“唐宋词”是唐宋时“曲子”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文案形式流传至今的“唐宋词”,是当时词曲一体的曲牌体声乐作品中的歌词。唐五代时,文人往往称“词”为“曲子词”,或简称为“曲子”。至宋代,词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曲子词”有了不同的称谓,如“诗余”“长短句”“乐府”“乐章”“琴趣”“笛谱”等,有的干脆将其简称为“词”。这些称谓,有的是词人对“曲子词”来源、性质的一种认识,有的则为词人的一时之兴。但是,曲子词是一种声乐艺术,其词体由音乐所规范,在唐宋是无疑的。所以,若从明确性质的角度出发,用“曲子词…     

《资本论》商品章的“一多”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批判的显微解剖学

“一”与“多”的关系是辩证法的重要谜题之一.在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理路中,这一谜题获得了从“一”到“多”“内涵式”发展的求解,即由“一”内在、必然地生成“多”的逻辑求解.在两位辩证法大师之间,马克思又将黑格尔思想的内涵逻辑改造为历史的内涵逻辑,从而将“一”衍生“多”的过程理解为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表征.马克思的“一多”辩证法最为集中地展现在《资本论》的商品章里:从简单价值形式演进为另外三种复杂价值形式的过程,正是经济范畴的“一多”辩证法;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主导性质,这一过程又成为通过价值形式发展史的显微分析而进行的宏大批判,即世界观的“一多”辩证法.     

《春秋公羊传》“周狗”考

《公羊传》中“周狗”一语,何休《公羊解诂》释作“可以比周之狗”,通过研究发现所谓“周狗”其实为“害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何休古隶“害”字误作“周”字,害狗之“害”又是“”的假借字,“”为齐地方言,有“大”义。所谓“害狗”其实就是体型较大之狗即《传》文中所说的獒。     

李白三入长安别考

李白一生曾经三次入长安。开元十八年,为寻求政治出路,“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是为“一入”。天宝元年,奉召入朝,待诏翰林,是为“二入”。天宝十二年春,幽州之行归来,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是为“三入”。此三次中,“二入”早已为世所知,“一入”之说亦基本确立,唯“三入”之说,尚在探索之始。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颂》诗新说——“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关于《颂》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释“颂”为“容”,一种训“颂”为“镛”。前者本之《毛诗序》,宋、清学者遵之;后者则是张西堂先生的新说,为当代一些学者所称引。二说虽有近理之处,但未得颂之本意,有必要加以申辩。一、“颂”不得为“容”为“镛”说《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申“形容”为“形状容貌”,清儒阮元则     

也谈马建忠对“为……所”结构的分析

《马氏文通》受动字一章里,把受动式归纳为六,第一种就是“以‘为’‘所’两字先乎外动者”,其例析如下: 《汉·霍光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一“败”,外动也,“江充”其起词。“所” 字指“卫太子”,而为“败”之止词。故“江充所败”实为一读,今蒙“为字以为断, 犹云“卫太子为江充所败之人”,意与“卫太子败于江充’无异。如此,“江充所败” 乃“为”之表词耳。”     

猎人树

“TR”,这是一个由双音组合而成的英文字母,乍一看似乎毫无意义,但在克什克腾旗热水塘镇来说却不然,它是个将要迅速崛起的一个国际旅行开发机构的标志：第一个字母“T”为“旅游”一词英文第一个字母;第二个字母“R”为“旅游”一词英文第二个字母,又是“热水”一词英文第一个字母。同时,此标志还可做“绿色”二字解释,即“绿地”反白。     

建立艺术教育五年制专科“三位一体”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艺术教育五年制专科培养多能一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初中艺术师资的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专业课、文化课、师范技能课有机结合、“三位一体”的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三位一体”的关键是“一体”。要使“三位”真正融合为“一体”，就必须以民族精神、审美教育和师范教育为灵魂、精髓和纽带，以“需要”和“够用”为原则，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     

老子“玄览”思想对技术时代物我二分的超越

玄览乃为一。老子对“一”有许多描述。“一”突出了“道”的整体性和连贯性，是“道”的最为根本的属性。“二”是一切对待、对反的属性。从“一生二”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一”是超越于“二”之上的．也就是说“一”是超越于一切对反（物、我在认识过程中是一时对反）的属性之上的。玄览其实就是对“一”的认识，这种认识要求涤除任何前提。从认识的自明性中来把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