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士"政治职能的审美外化

关于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的雅俗问题,一直停留在儒道哲学的美学层面上.古琴的审美特征应结合其主要实践群体——"士"阶层的"乐谏"传统与"道统"独立意识加以分析.古琴"淡远"的审美性格与古琴实践群体"士"的形成渊源、政治职能、"道"统的独立思想意识等有着重要的同构性关联.     

曲礼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与檀弓事君有犯而无隐讲义

学者读古人之书必须融会贯通而後能得圣贤至善之道夫圣贤立言常有时地不同及所与言之人不同故言忠言孝言仁言义往往有一言两歧此不独论语之间答有然即礼经所载亦有前后未能划一者如曲礼言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檀弓则曰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事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言事亲则与曲礼同言事君则与曲礼异学者其将主曲礼之无显谏乎其将主檀弓之有犯而无隐乎即证之於     

论周代献诗制度“以美为谏”现象

西周中期以前,周礼走向成熟,特定的礼仪文化使时人对君王的谏、戒、刺被隐蔽在一片颂美之词中,即以颂美之词讽谏君王,把讽谏之意隐于颂美言辞中。这种献诗礼俗是由周代礼教制度所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以美为谏"现象贯穿于《诗三百》,而犹以《雅》诗表现得最为突出。毛诗和三家诗在诗义阐释上"美"与"刺"的不同,实际是以不同视角对"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加以观照的结果,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风雅正变说"与"以美为谏"献诗传统有关。"以美为谏"献诗传统决定了《诗经》温柔敦厚的特质,对后世诗歌创作亦有深刻影响。     

春秋时期的谏诤礼制

春秋时期是一个注重谏诤的时代,谏诤双方皆须遵从礼制.人臣进谏时的言行须合乎人臣之礼,如果君主不纳谏,人臣可以再谏,也可以让高位者谏,还可以离君而去或暂且不管,但不可怨君和弑君.谏诤对象必须听谏,即便不纳谏,也不可以杀害谏诤者.     

楚辞“彭咸”考辨

楚辞中,屈原多次表达了"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愿望。王逸以为彭咸为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以致投水而死,并进一步认为屈原是效法彭咸而沉江,其后的楚辞注家多从此说。"彭咸"实为巫彭、巫咸的合称,在楚辞中反复出现而构成一种文学意象。这种与水神相关的意象既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也是他的精神归宿。     

先秦听政制度与谏体文学的兴盛

君王听政的传统,大概承自酋邦时代氏族部落长老议事的习惯。周代"尽人事而知天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天子听政制度的确立,这既有法定层面的政策保障,也有现实操作层面的听政实践。这一制度的实施,直接激发了臣民参政议政、献言献策、匡救时弊的政治热情,从而带来先秦谏体文学的兴盛。这些谏辞大都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映现了一个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谏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艺术特征。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郑观应"道器"与"体用"论属于两组不同概念,两者异同并存.其中,"道"的范围要比"体"的范围广,"体"主要指政教制度,而"道"除了政教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器"和"用"则相同,指持艺.郑观应"道器"、"体用"论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差别,在于两人对西方宪政等根本制度认知不同.郑观应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启蒙.     

正确理解"文化创意产业"

应该以"创意"为"轴"界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应突出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作用.理解文化创意产业要注意辨别它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关系.要在与西方文化创意产业范围的比较中找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边界范围.     

构建"听""说"共生的小学语文课堂

受应试教育环境的不良影响,当前我国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出现了重"文"轻"语"的现象,并直接产生了"听"和"说"的边缘化问题。事实上,听说能力作为人的主要交往技能之一,对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语言习得的关键期,还是从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出发,都要求我们构建"听""说"共生的语文课堂。为此,教师需要树立语文课程意识,创设特色课堂教学活动;构建民主师生关系,实现师与生的平等对话;创设开放、真实的情境,鼓励学生参与表达;组织多样化教学活动和训练,提高学生倾听水平;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切实促进学生"听""说"能力的发展。     

论陆游诗歌中的"卧听"事象

"事象"是古代诗歌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相较于传统诗歌所提出的"意象"概念,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若"意象"的产生是针对于唐诗这种偏重抒情达意的诗歌类型,那么"事象"的提出则是针对宋诗这种偏重议论说理的诗歌.在宋代陆诗的众多事象中,"卧听"是一个特殊事象."卧听"在陆诗中的时间、位置,以及陆游卧听的对象和卧听时的心态,都是我们研究陆游诗歌的新方向.对陆诗中"卧听"事象的研究,是我们打开陆游诗歌内蕴的一把新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