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赋“值”：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政策文件的质性文本分析

数字政府如何反映公共价值以及如何从价值洼地走向价值源泉,对该问题的回答既隐含了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被工具理性裹挟的深刻忧思,又承载着公众对数字政府构建的殷切厚望。为了更好地回应问题,研究基于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PV-GPG模型）,将数字工具视为新要素嵌入模型,建立起“公共价值—绩效管理—工具理性”的立体式PVGPG模型,利用NVivo质性文本分析软件对31份省际数字政府政策文件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以及核心式编码。研究指出：公共价值层面形成价值理念、价值载体和价值实现方式3个父节点和12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0.66%、7.04%和7.88%;绩效管理层面形成整体绩效提升、治理效能转化和地方实践创新3个父节点和11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6.31%、6.95%和7.51%;工具理性层面形成数字禀赋赋能、信息优势施展、平台技术与基础设施支撑3个父节点和13个子节点,覆盖率分别为18.54%、14.09%和11.03%。在此基础上,研究指出数字政府的建设困境及其治理策略,助推数字政府迈向以“数”赋“值”的数值型政府。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开展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方法和技术,二是结合我国现实,尝试具体设计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摆脱了宏观抽象、结构单一的缺陷,逐步走向科学化、全面化、具体化、综合化,但仍存在着很多不足。进一步改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应加强政府职能和行政成本的研究,明确政府活动与经济社会成就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把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政务公开性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基于公众满意度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

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评议政府绩效是构建现代高效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主体、目标和原则,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评估实践中的“公众满意度”导向。但是,这种评估在实践中将会受到来自意识、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的阻碍。只有认清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才能使“政府本位”真正转变为“公众本位”,进而使政府“高效、责任、服务”的价值追求得以践行。     

基于政府性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效率无不与政府息息相关，政府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绩效和决定其成败。“扶植型”、“掠夺型”作为两个对称的理论概念，反映了两种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政府的基本行为模式。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本文试图将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放在同一框架下,对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以及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关系加以梳理和概括。在对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2010～2012年政府财务信息透明度、绩效考评结果和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考察基础之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以及政府绩效水平对地方政府投资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1）政府财务信息的披露是改善政府绩效、优化地方政府投资的关键因素,且政府财务信息越不透明,政府绩效水平越低;（2）给定财政分权条件,政府绩效水平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显著相关,且政府绩效评价结果越好,地方政府投资结构越合理。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现状与前瞻

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开展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计的方法和技术;二是结合我国现实,尝试具体设计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本摆脱了宏观抽象、结构单一的缺陷,逐步走向科学化、全面化、具体化、综合化,但仍存在着很多不足.进一步改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应加强政府职能和行政成本的研究,明确政府活动与经济社会成就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把社会公平、社会和谐、政务公开性以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和谐社会构建与地方政府信用治理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构建诚信、信用的政府已经成为“善政”政府的重要内容,政府信用缺失业已“凸显”为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加快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建设“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加强地方政府政风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加快建立透明政府的步伐;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信用管理机制;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信息失真的成因及其治理

准确、及时、客观、公正的绩效信息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根本依据和基础保证。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绩效信息质量不尽如人意。由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信息失真,除直接危及到评估活动的“生命”外,其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危害更为直接和严重。因此,有必要从建立健全确保绩效信息真实性的非正规制约、正规制约、实施机制和推进绩效评估信息系统的建设等方面对信息失真进行综合治理。     

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定位、内涵与建设

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行政协商”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一个亮点,在理论上厘清地方政府“行政协商”的定位、内涵与建设的方向等问题有助于制度建设的深化.从定位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具有两个层次定位:政府职能转变与协商民主.从内涵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行政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政府部门;第二,行政过程从“任务型行政”向“协商型行政”转变;第三,行政目标兼具社会性目标与政治性目标.地方政府的“行政协商”需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地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与代表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地方政府“行政协商”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     

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公众满意度研究——以2007年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为例

"实现公众满意"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但公众满意度测量在国内目前的条件下却存在一系列社会性、技术性的障碍。本文将ACSI简单化设置,依据原点市场研究机构2007年4~5月针对广东121个县(市、区)及中山、东莞两个地级市的成年居民的定点随机拦截及电话访问调查数据(有效样本23777人),从地方政府绩效的视角,对广东公众满意度指数进行了推导计算及变量之间的交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广东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但居民收入与绩效满意度已呈现倒U型关系的雏形,如何满足不同人群对政府公共服务及公共政策的需求,是地方政府提升绩效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数字化转型中多要素路径组合的视角，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方式研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以组织创新领域的TOE理论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框架。进一步以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比较和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有三条路径——发展驱动路径、需求回应路径和竞争压力路径，这三种路径组态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通过聚焦组织机构与信息技术的互动，深化了对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解。进一步推进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重点加强新型信息技术工具的深度应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     

论人本观下的政府组织绩效管理

政府组织绩效管理是将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相结合的旨在提高政府效能的一种科学管理方式 ,人本管理则是现代管理科学的精髓。本文分析了现行政府组织绩效管理“人本”缺失的现状 ,探讨了政府组织绩效管理“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础 ,阐明了政府组织绩效管理与人本观的统一 ,并对政府组织绩效管理人本模式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数字归责：基层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效果分析——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为视角

为了考察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情况,选取1992～2006年的数据,对地方政府的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的比重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我国地方政府从1998年开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这表明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的重点从经济建设领域转移到社会服务领域,地方政府的职能已经开始转向社会性服务.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优化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议题,但相关研究的完善仍有待影响因素视角和量化分析方法的补充.本文从技术、政府、市场、社会四个维度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运用201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投入力度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最大,数字技术人才、财政资源水平、数字产业发展、经济开放程度、公众参与水平对数字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助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更好推进.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优化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重要议题,但相关研究的完善仍有待影响因素视角和量化分析方法的补充.本文从技术、政府、市场、社会四个维度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运用2015-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投入力度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促进作用最大,数字技术人才、财政资源水平、数字产业发展、经济开放程度、公众参与水平对数字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本文据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助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更好推进.     

建设回应型政府:责任观、绩效观与服务观

树立明确的政府责任观、科学的政府绩效观和强烈的政府服务观,相应地建设责任型政府、绩效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提高和确保政府的回应性和回应力,并使之制度化、体制化,是建设回应型政府的三个主要方面.落实政府的责任观、绩效观、服务观,是建设回应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困境与优化逻辑

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全面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纵深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必将走向深入。社会组织参与评估,不仅具有提升透明度、增进客观公正的效能,还能推进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但当前,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着参与范围有限、参与深度受阻,容易被地方政府利益俘获的困境与难题。因此,亟需重构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指导思想,拓展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空间,优化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机制,提升社会组织参与评估的质量,切实保证社会组织参与效用的发挥,在提升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质量的同时,推进民主政治的持续渐进。     

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改革以来,我国产业政策绩效较低,主要原因是产业政策实施机制不健全。其中地方政府行为是影响产业政策绩效重要变量。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由于地方政府具备“经济人”特征,地方政府都倾向不执行中央制定的产业政策,从而导致我国产业政策绩效偏低。因而,必须矫正地方政府行为,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机制,才能提高我国产业政策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