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新穷人”与媒介产业结构的公共危机——基于阿玛蒂亚·森“权利理论”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权利理论"中关于贫困与富裕成因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当前社会"信息新穷人"的形成机制及其背后的产业结构问题。分析认为,与硬件缺乏所导致的信息贫困不同,信息"新穷人"并不等同于未接入现代媒介系统的人,而是已拥有互联网接入设备,却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劣质状态下的人群。信息"新穷人"的出现与当前媒介产业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失序的个体媒介消费模式,与"反互联"的产业结构两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消费者"主动"与"被动"的信息贫困。解决之道在于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与价值规制。     

“大数据”语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重构——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历程与媒介环境的变化存在显见的相关性。媒介环境的变迁与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与推广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向前台。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新的媒介环境中,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应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方面理清变化趋势、调整角色,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使其适应全新的媒介生态格局。     

婚姻支付实践变迁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基于安徽南村的考察

安徽南村的婚姻实例表明,其支付实践正经历从婚姻偿付到婚姻资助的变迁过程,婚姻支付流向由婚姻偿付时期从婆家流向娘家变更为婚姻资助时期从婆家娘家共同流向新婚夫妇家庭,呈现出子辈权利意识兴起与父权衰落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农村社会经历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的结构转型.     

解构“我说故我在”的媒介神话——媒介信息方式“构建主体”的语言学机制剖析

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时代》中关于媒介信息方式如何"建构主体"的功能学说,其实是在解构"我说故我在"的媒介神话。媒介"主体建构"功能的实质,就是媒介在虚假的意识形态层面所发挥的"主体"招魂的功能,即被媒介信息方式建构的"主体"实际上是"他我"而不是"主我",是"我被说故我在"而不是"我说故我在"的产物。     

生活满意度与个人捐赠行为研究——基于上海大都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个人捐赠行为作为国家慈善事业的基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主要从个人主观感受的视角来考察个人生活满意度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个人生活满意度较高的居民,不仅更有动力进行慈善捐赠,以获得自我实现、赢得较高的社会声誉;而且有能力进行慈善捐赠,其较高的收入为其奠定了经济基础。因此生活满意度越高其捐赠意愿也越强。本文采用2017年上海大都市调查数据对此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数据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越高、其捐赠意愿越强,但是生活满意度高对是自发捐赠、还是单位号召捐赠并无影响,对捐赠的金额也没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从捐赠行为个体的主观感受视角丰富了我们对个人捐赠行为的认识,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慈善捐赠事业提供了重要参考意义。     

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5的实证分析

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如何使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老年人媒介使用的角度出发,选用CGSS2015问卷结果,建立有序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媒介指标。分析结果显示:电视和广播的使用强度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介的优势,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制度变迁与社会生活新范式的生成——以1949～1956年婚姻与家庭变化为视点的考察

1949年至1956年是中国历史上制度变迁最为剧烈的时期,其间的社会生活亦是无时不变.以婚姻与家庭的变化为视点,将上层制度及政策的制定与社会生活的变迁结合起来研究,试图在展示制度变迁对于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发生的与过去迥然不同的变革同时,昭示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在进行各项社会改革、改造运动的背后,所肩负的重塑新的民族国家、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历史主题,以及在这一历史主题之下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引领社会建设的初步探索.     

媒介即模型：“人—ChatGPT”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媒介即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力。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的,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制度之一,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计算生成。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关键。     

从“道听途说”到“转载搜索”——信息获取方式变迁的时空社会学分析

网络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网络社会中获取信息的典型方式概括为＂道听途说＂、＂你说我听＂和＂你演我看＂,以及＂转载搜索＂。三者的时空依赖性依次降低,时空的虚化程度渐次增加。在网络社会中,信息的＂脱域机制＂造成个体时间感与空间感的虚化、个体与社会的疏离以及社会认同难度的增加。现实的生活世界是社会团结与社会认同的真正来源,因此,建构一个意义丰富的生活世界,是塑造社会认同的根本途径。     

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对CSA模式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

社区支持农业(CSA)是推进农业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生产经营新模式,在整合农业资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08—2018年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考察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对CSA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对CSA模式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各地区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存在差异,使得CSA模式具有区域异质性。提升农民素质、打造特色社区支持农业、利用区块链技术破解信息不对称,将有助于CSA更好地发展。     

电信通信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3—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

利用2003—2008年国内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和估计了包含电信通信能力指数的两因素生产函数模型。结果显示,电信通信能力变量的产出弹性为0.053,略低于劳动产出弹性。分区域考察表明,电信通信能力的产出弹性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别,东部地区的电信通信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鉴于此,认为东部地区应继续加大电信投资,以提高电信通信能力;中西部地区应适度进行电信投资,使电信通信能力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媒介即信息”与庄子的技术观——为纪念麦克卢汉百年诞辰而作

麦克卢汉的命题“媒介即信息”意味着一种为电子媒介所标志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它教导我们,其一,媒介的本质就是其后果;其二,此后果的发生方式是通过人的感觉;其三,如果说文学以感觉为务,那么媒介研究就应该成为文学研究.麦克卢汉读到了庄子“抱瓮出灌”的故事,但这则故事主要是支持他媒介研究的“后果范式”,而对于媒介后果的发生特点即整体性和感性的支持,虽不能说绝无,然毕竟十分稀薄,需要拐弯抹角的阐释.其实,庄子对于技术的整体性和感性有大量的直接的论述,惜麦克卢汉未能寓目.麦克卢汉后来遇到了老子,但仍然是飘忽的“神遇”,而未能彻底坐实于文本层面.麦克卢汉与道家,或扩大而言与中国文化的对话,需要我们的重新建构,在此建构中庶祈开拓出中国媒介生态学的未来.     

信息通信技术、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信息化金融已经逐步渗入到我国农村并影响着其农村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关于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发展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文献研究上还不够详细,文章基于中国2006-2010年1743个县(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信息通信技术通过农村金融发展影响了农村经济增长,即信息通信技术水平高的地方,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表明了要加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发展电子化金融服务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农民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分析——基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1980—2017年)典型示范区农户调查数据

选取退耕还林工程典型示范区卓资县退耕还林工程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估框架,在2个时间段8个时间点间隔38年的截面上,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后当地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对比分析;以5种生计资本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了农户对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满意度。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区在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变为生态环境逐渐转好的过程中,农户的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显著减少,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显著增加,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变化。农户对退耕还林的满意度是:自然资本是负向显著,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正向显著,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没有显著变化。最后,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拟合度高达95%,准确度超过90%。基于此,本研究有两点启示:一是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协调好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户三者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地方政府在国家退耕还林生态工程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二是建立一套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利益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好生态保护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