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十年"新文学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左翼文学出版基本上还是承续五四新文学出版的传统;"杂志年"现象的形成与新文学的多元发展互为推动;新文学图书出版的复苏则表明新文学终于由先锋性、革命性走向了常态的文学主流的大众化。这种阶段性特征昭示出,新文学只有作为现代出版体制下文学生产的积极因素,从而为出版业带来一定物质动力的时候,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才算真正取得了胜利和成功。     

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宋代人口数量较前代有了较大规模的增加，加之宋代政府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使科举人数和教育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宋代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无论是士大夫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都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社会对图书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雕版印刷的普及，使宋人有条件满足这种不断提升的社会文化需求。图书消费需求与图书生产趋于协调，我国古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图书出版市场就此形成。     

浅谈图书出版媒介融合现象

图书出版业与大众传媒业中的报纸、期刊、电视、电影、网络等业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竞争中相互促进。而媒介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对媒介融合是出版产业发展的需要和技术进步结果的分析,依据媒介与图书出版的互动关系,来探讨我国图书出版的媒介融合。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百年中国文学的深刻嬗变

本文通过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深刻嬗变的论述,认为从１９世纪到 ２０世纪,我国文学产生了观念、对象、形态、性质和生产与消费规模的深刻变化。而正是这种变化,使我国文学终于从古典走向了现代,完成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脱胎换骨的划时代的历史转换。这种转换实际上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崭新的时代,为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的地平线迎来更加灿烂夺目的霞光！     

《申报》广告与良友公司新文学生产的出版与传播

广告是返回文学出版与生成历史现场的重要途径。统计和分析《申报》所载良友公司书刊广告,其新文学出版与经营可分为探索期(1927-1930年):以图像出版为主兼及新文学生产;转型期(1931-1932年):寻求能与时代共鸣的图书出版路线;高峰期(1933-1937年):原创丛书、大型选本与纯文学期刊比肩发展三个阶段。《申报》所刊广告文本折射出新文学灵活的出版策略,选题趋新与名家组稿、精美考究的装帧印刷、丰富多元的广告宣传以及中立的文化立场是良友公司新文学生产成功的关键。广告文本还内含着诸多传播与接受的历史信息,不仅发行网络广、效果好,且还出现名人学者高评、同行媒体宣传、大众首肯追捧的传播效应,成为1930年代中小出版企业主动介入新文学生产与传播场域的成功个案。     

中国少数民族图书出版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图书出版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图书出版规模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但各民族间的出版状况非常不均衡,个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版已经濒临绝境,民族题材专业编辑和创意人员较少,民族出版机构的分布和业务范围存在局限,民族图书的深度和广度徘徊不前,这些都是亟待克服的宏观问题。从具体情况来看,也存在诸如少数民族图书读者流失严重、出版资金匮乏、受众市场狭小、数字出版跟进缓慢等突出问题。研究认为,针对少数民族的出版应该特事特办,不仅要在资金上给予继续扶持,还要在人才培养上给予重点关照,在民族院校加强出版专业教学和科研,鼓励开展出版合作交流活动等。     

“内化”中的“缝隙”——从1950年代文学谈文学建制和文学转型

文学建制是指文学的生产、消费空间,即有作者和编者（生产者）、读者（消费者）及其公共空间（发表刊物、出版机构、图书市场、流通资金、典律体系等）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文学建制的演变,往往是文学转型的极限,意味着一种新文学重塑的开始。但文学建制的变化具有“内化性”,即文学建制并不只是由政治、经济等有形资本可以“掌控”的作家“身份”、读者“需求”等因素决定,还有更多精神渗透性的因素以其“内化性’’的力量影响着文学建制。195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文学建制的变化,就需要从其“内化性”展开分析,从而把握1949年前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实质性内容。     

市场经济与媒介融合视域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出版之嬗变

进入新世纪,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与大众传媒技术不断出新,文学出版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和上个世纪相比有明显差异。文学出版媒介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化,除传统的纸质出版外,电子出版、有声读物、影视改编、网络出版等不同程度地丰富着现有的文化市场,为了挖掘文学作品的最大潜在价值,在作者、出版社、文学网站、阅读平台的集体努力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出版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数字时代下农村图书出版的“全媒体”思维

随着手机等新媒体在农村的广泛使用,农民的认知结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传统图书出版中的"单媒体"思维缺少对农村受众的互动调查,同质的传播内容无法适销对路。在图书运营过程中,也存在发行渠道单一,鲜有图书推介制度和促读活动的问题。此外,在农村图书产业链的下游,衍生产品开发不够,城乡产业缺少互动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村图书出版的效益。为满足农村市场和农民的多元化需求,最大化地提升农村图书出版产业链的效益,必须摒弃落后的图书出版思维,树立农村图书出版"全息"、"多元"和"互动"等"全媒体"思维,加强对农村读物的受众互动调查和多元选题开发,整体规划农村图书产品,建立政府引导下的营销网络,加强城乡互动沟通,深度开发农村图书出版衍生产品,并通过提升农民媒介素养教育促进农村全民阅读。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与新文学秩序的重建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作为新文学理论建设的组成部分,由他引起的文学论争不仅仅是文学观念的讨论,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重建,它既校正了"五四"文学的流弊,对新文学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制衡和互补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革命的意义和文学的现实力量,使文学批评脱离主体感受而走向学理化.梁实秋所倡导的文学理性、文学道德和人性论虽被文学史误读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他对新文学的反思和重新定义却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我国少儿图书出版的现状与反思

<正>一、新时期我国少儿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少儿心理健康受到出版物的负面影响图书质量是评价出版机构工作效果的关键指标,较高的图书质量不但能为读者提供好的阅读享受,还能为出版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在我国少儿图书出版市场上,一些出版机构和少儿读物作者(作家)为了短期利益(比如急于在少儿出版市场上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致使一些出版物整体品位低下,影响少儿心理健康。比如,近年来,我国原创少儿文学作品不断涌     

底层写作的出场语境分析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的出现成为文坛热潮,首先,底层写作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变化紧密相关,其次,底层写作也是文学观念、实践自身发展的合理走向。文章着重分析底层写作出场的文学语境,追寻底层写作与新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内在联系。     

论古代传媒对“前自主性文学场”的影响

从场域理论和媒介决定论出发,研究古代社会权力场中的传媒与文学的关系,可见前现代传媒时代的文学传播媒介及其革命变迁对文学解放和逐渐走向自主化道路有重要影响.     

清初文人尺牍的传播

清初文人借助尺牍实现了社会信息的传布与交流、学术资源的整合重组与文化资源的共享。文人群体运用收藏、刊刻等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实现其传播角色。文人尺牍的传播不仅受到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等政治环境的制约,还受到文人本人的品节、社会地位以及尺牍本身学术价值的影响。无论从尺牍的创作还是从尺牍的结集出版,都可以看到尺牍的媒介特性。文人尺牍的传播首先诉诸文学的形式,收藏与出版的"著作化"也是重要手段。     

媒介形态变化与文学的嬗变——论文学的困境和出路

媒介与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传媒直接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联系到一起,使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深入考察文学在媒介影响下引发的变化,通过文学外部和内部的充分对话,才能准确把握电子媒介语境下文学的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进而根据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从媒介创新、图文互动和审美文化等方面向文学灌输新鲜血液,凸显新时期文学特有的文体特征和时代魅力。     

宋代出版文明新论

宋代是我国雕版生产方式书籍出版史上的"黄金时代",构建起了灿烂的出版文明。宋代出版文明是宋代文明的标志性文明之一。宋代出版业既包括文本的出版,也包括生产要素、生产资源配置及生产技术等内容。如纸张、墨、书法、刻工、雕刻技术、刷印技术、作坊生产流程、书价、图书发行、版权保护、图书广告等。宋代形成了政府出版、私家出版、书坊出版三大出版系统以及富有特色之书院出版、寺院(道观)出版系统,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此后出版的基本模式。国家及社会机构、组织与个人共同构建起了全社会普遍的出版意识,出版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业(职业)。全社会形成了创作→编辑出版→发行→阅读一整套出版产业链与出版意义链。图书的普遍生产、流通与阅读成为了整个社会一种共同的"文化存在"或"文化空间"。宋代社会公共阅读空间得以赖雕版图书的大量生产而变为现实。这对宋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成意义,乃至对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文明的生产意义其价值之巨大之深远之丰富,实在是无法估量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于宋代,是宋代书籍出版史上一项伟大发明。     

论胡适的现代白话文学观

白话的上升与现代社会结构的调整,与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是一种现代语言。胡适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是基于新文化创造和新文学理想所做出的重大选择。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现代"文学观念由萌发到自觉的过程。它促进了语言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白话作为现代共同语地位的确立。白话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的密切联系,是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地位变化的集中体现。白话文学上升为现代文学的过程,伴随着语言意识、文学观念、价值取向的深刻裂变,经历了语言、文学体制的重大调整。赖此新文学从内部和外部,从整体上实现了现代转型。     

出版道德失范及其治理

当今图书出版市场风气较为浮躁,道德失范现象比较严重。与一般经济产业部门不同,出版产业是建构整个社会认知体系和价值规范体系的重要部门,对出版人应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必须探寻建构中国特色出版伦理的可能性和途径。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