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赋能机制——基于德国、加拿大等国应对数字鸿沟经验的讨论

城乡数字鸿沟是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社会资本赋能或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借助制度嵌入机制,从社会环境层面对农村农民进行国家社会资本赋能,以“由下而上”的全新项目制运作思路,保障民众在数字乡村规划建设中的直接参与;第二,经由组织整合机制,于人际关系层面,通过多元主体联合网络为农村农民进行持续不断的组织社会资本赋能,提升农村农民的对外联通性和开放性,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发挥个人跃迁机制的效用,为个体提供兼顾认知和行为能力改造的个人社会资本赋能,帮助农村农民有意愿、有能力地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之中。社会资本赋能可以有效解决由“下不到乡”和“乡村不动”导致的“数字悬浮化”问题,弥合数字鸿沟,从而助力数字乡村建设快速发展。     

平台运作逻辑的政治伦理风险

平台通过数据垄断、资本加持已经成为新型“非国家权力体”,其背后隐藏的平台资本主义在双边网络效应的支持下无序扩张,容易带来政治伦理风险。互联网平台依靠技术理性、技术价值遮蔽资本本性,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俘获公共权力,侵害公共利益。互联网平台的资本遮蔽性、负外部性以及“技术黑箱”导致网络空间政治民主偏离,互联网平台存在的“数据鸿沟”“马太效应”“数据孤岛”带来政治正义解体风险。党和政府应发挥主体治理监管作用,通过建构责任治理、规范治理、底线治理的三维框架,化解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政治伦理风险,实现平台良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目标。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模式：线上与线下的对比研究

数字时代的人际交往突破了传统的面对面交往形式,产生了大量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社交。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成为了数字时代社会资本来源的双重动力,同时产生社会效应。基于对代表性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与线下社交相比,线上社交能让个体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规模、网络差异、网络顶端和网络范围等方面均大于线下社交;其次,数字时代的社交模式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例如,高教育水平和高收入群体更倾向于线上社交,从而在积累线上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最后,以线上为主的社交模式以及线上线下均衡兼顾的社交模式,均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目前尚未发现存在负面的社会排斥效应。这些发现意味着,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交模式一方面能有效拓展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源,提高社会信任;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模式的群体差异也提示我们应当重视数字时代的数字不平等、数字鸿沟等现实问题。     

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信息技术的快速革新在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文章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考察了老年人数字鸿沟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数字鸿沟损害了其心理健康,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抑郁量表评分显著降低,具有抑郁倾向的概率提高9.5个百分点。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对低教育水平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损害更大。机制的探讨发现,存在数字鸿沟的老年人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受阻、线下社会参与受阻,从而损害了其心理健康,且不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社交与信息获取也阻碍了线下社会参与。结论表明,数字鸿沟导致了老年人信息获取的不平等,要通过缩小老年人技术接入与利用的差异,弥合老年人的知识鸿沟,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构建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灵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赋能灵活就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就业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工资溢价率存在群体差异性,与中老年、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社会资本和职业选择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使用互联网的灵活就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和自雇就业概率。此外,互联网使用能缩小正规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利于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应全面普及互联网使用率,促进灵活就业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不断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消解与重构:电子媒介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交际网络等,它们能够为成员提供协调与合作,以实现互惠互利,提高行动效率,因此良好的社会资本被认为是民主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以电视、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其传播特性和传播内容均对社会资本造成了一定的消解,但在网络所构建的虚拟环境中,一部分在现实中被消解的社会资本又得以重构。因此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之下,引导人们合理、理性地使用电子媒介,以促进个体和群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极具现实意义。     

迈向依法有序的网络维权：社会资本的力量

互联网时代,虽然普通网络维权是频繁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鲜有深入的学术研究。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社会资本是促进依法有序网络维权的重要社会机制。具体地说：一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支持和社会动员功能,通过资源帮扶和网络交往两种机制,作用于个体网络维权意愿和行动;二是嵌入人际关系的法律资源（法律知识和法律运用技能）,促进个体利用线上的制度渠道,依法维权;三是同等条件下,年轻人、高教育群体网络维权意愿更强烈、行动更频繁;对网民影响力的乐观判断也鼓舞了普通网络维权。这些发现预示着,丰富的人际社会资本含量,将促使人们通过线上正式渠道维护权益,有利于推进互联网治理和数字社会的法治建设。     

网络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其内部结构是不同接点组成的亚网络。具有相同信息编码的接点就是网络社会的一个阶层。由互联网重构的网络社会,结构上可分为三个大类,在每个大类下面又可以分成若干阶层。网络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如果这种不平等演变出巨大的数字鸿沟,将给现实世界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网络社交工具使用与社会资本建构——一项基于30位中国SNS用户的生命史研究

本研究通过30位不同年龄、不同专业、不同社会政经地位的中国SNS用户的生命史和互联网使用经验,展示了中国网民丰富和复杂的网络社会服务使用形态、使用动机.进而,研究者按照Nahapiet和Ghoahal(1998)提出的社会资本三个内涵——结构面、认知面和关系面来考察微博用户的微博使用行为对其个人社会资本累积状况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网民个体社会资本累积的因素.     

社区失谐与社区社会资本的重构

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目前我国社区建设中存在许多失谐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克服与改变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状态,重构社区社会资本,是建设和谐社区的有效途径。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交换理论既避免了个体主义唯经济论的狭隘性又避免了结构主义无法将结构决定与个体理性选择有机结合的尴尬。通过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基础的梳理 ,用构建的社会交换模型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 ,可以看出转型期乡村社会交换的变迁不是单纯的由“传统的”网络性交换向“现代的”非网络性变换的转型 ,而是呈现出网络性交换的非网络化和非网络性交换的网络化同时并存的局面。     

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资本缺失与重构

社区是社会的重要基础,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社区中存在许多失谐现象,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已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一个主要障碍。改变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状态,重构社区社会资本,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途径。     

网络“人设”传播：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

伴随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甚至话语体系等都不断被技术重构。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人设”一词成为近年来较为热门的典型网络词汇,作为一种被设定的概念化符号形象,它通过特定人物的媒介展演而吸引不同的受众群体,在无形中进入大众消费端,进而转化为符号资本与经济价值。网络“人设”符号的出现,是数字经济时代符号消费产业对于网络文化环境强有力的适应和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化症候,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鲜明特征,“人设”符号消费虽鲜明体现于精神层面,却能在资本市场和受众市场形成强大力量。本文将对网络“人设”从概念到符号资本的媒介建构过程进行深入阐释,通过对“人设”符号的理论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当下网络文化症候、媒介舆论环境与社会文化心理。     

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基于400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

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取向和分析工具.社会资本理论在个体、群体、组织和社区等不同层面的研究成果,正在受到扶贫领域公共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农户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西北农村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特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惠行为是贫困家庭积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投资形式;贫困农户的社会关系构型同质性较高,表现为具有较强的紧密型关系,但缺少垂直型和跨越型关系;社会网络规模小,具有显著的封闭性,表现为存在大量无法跨越的结构洞.     

牧民定居社区社会关系重构研究——以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为例

游牧民定居工程使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生产与生活场域的改变,促使牧民新社区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本文从社会资本视域,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通过描述青海省玉树州曲县H社区定居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的转换及适应过程,展示牧民在新环境中的交往需求变化以及社会关系的重构情况.研究发现,牧民定居后在重视维持传统亲缘关系的同时,也逐渐建立起基于新生产生活场域的新型社会关系,而社区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又是牧民在业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把各种关系作为社会资本运用的结果.     

县域经济循环体系与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技术进步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县域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发育与城乡、政策、生产的良性互动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经济大循环的角度出发,“城镇经济循环”“城乡经济循环”“政策经济循环”共同构成了县域经济循环体系,集中体现了县域经济主体和空间的相互关联。但由于循环中存在摩擦因素,搜寻成本、验证成本、复制成本和追踪成本会阻碍县域经济循环和经济内生增长,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减少县域活动的四类经济成本提升县域经济循环体系的通畅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持续推动要素信息数字化,加快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同县域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步实现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减少三道“数字鸿沟”导致的福利损失,以数字能力建设全面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

“社会资本”研究一直缺乏对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作深入地探讨。本文通过梳理社会资本理论所遵循的社会学传统 ,将“过程性”和“嵌入性”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本质特征 ,并在“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性质”这一框架下对“过程性”和“嵌入性”特征加以整合 ,以此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这一分析框架突出了行动者权宜性行动策略对社会规范结构的建构和重构意义 ,以及人际关系互动所体现的行动者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网络化过程的影响。     

社区治理中的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差异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外部资源的开发和输入会出现基层群众主体性塑造与缺失的差异、基层社会资本增加与消解的差异、主体间合作与冲突的差异、社区治理持续与夭折的差异,根源在于资源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差异性。给予式资源传导机制会导致资源阻碍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非均衡产品结构—“假参与”的消极行动者—人力资本无再生产的恶性循环传递,营造了“等靠要”和“即时消费”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躺平者”,基层社会陷入资源耗尽和治理效能递减状态。赋能式资源传导机制会产生资源促进参与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机制固有的均衡产品结构—“充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人力资本再生产的良性循环传递,营造了“再学习”和“再生产”的治理场景,基层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冲浪者”,基层社会步入人力资本再生、物的资源汇集和治理效能递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