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重污染企业通过绿色并购可以达到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目的。本文利用2008~2014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并购战略的实施具有异质性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呈倒U型关系,随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可能性先上升后下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并不显著,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并购呈正相关关系,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重污染企业发生绿色并购的概率也不断增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关系,是对企业环保投资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对政府制定环保政策和企业进行并购决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外资引进、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设计

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构建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生产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环境规制的有效设计思路及其经济驱动。面板固定效应估计表明:产业集聚对命令控制型和自愿主导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分别表现为倒U形和正U形,促进我国环境规制由命令控制型向自愿主导型过渡;外资的引入有助于政府实施以市场激励促进环保绩效改善,有助于提升整个地区企业的自愿主导型环境友好行为。多渠道的推动和建设与产业集聚、外资引入相匹配的新型环境规制体系,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协同推进的重中之重。     

环境政策规制对江西重点调查产业的双赢绩效分析

本文采用2002—2009年江西重点调查产业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政策规制关于产业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环保能力绩效。结果表明:就双赢绩效而言,污染税(费)政策最好,污染治理投资次之,而近年来才实行的污染排放许可证政策、建设项目三同时执行政策、行政处罚政策、群众来信来访政策则由于执行力度和覆盖面等原因没有发挥应有的双赢绩效。通过本文不同环境政策双赢绩效的存在性分析,为江西进一步评价和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提升环境政策规制绩效提出政策建议。     

环保企业绩效变化：逻辑与启示——基于ESG理念的环保上市企业经验数据研究

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后,以减排为目的的环境政策对于碳排放企业的强制约束具有普遍性。基于ESG理念,研究选取2008—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对经营绩效和市值管理绩效的实证分析,判断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研究显示,环保企业经营绩效、市值管理绩效以及市场表现等综合指标持续降低,说明环保企业绩效变化长期被忽视;环境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不一致,亟待改进。对此,建议出台与ESG理念配套的政策,完善环境政策,改善政策实施效果;推广PRI投资,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鼓励环保投资,降低环保企业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实行竞争中性原则,落实民营和外资环保企业税收优惠和产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在环境治理中提升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党组织嵌入与民营企业技术转型升级：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是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第十二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采取技术转型升级策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技术转型升级战略。进一步检验揭示,民营企业家主观地位感知、环境规制压力以及创新意识在上述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此外,党组织嵌入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行动的作用强度受到地区营商环境和企业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民营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制度视角深化了对企业技术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理解。在实践层面,为强化党组织引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节能减排、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资源环境约束下,明确节能减排与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本文采用RAM模型对中国2000—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等变量的相互作用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力冗余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主要源泉;环境规制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适宜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明显。同时,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研发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作用之谜——基于异质性企业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视角

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与全要素分解的视角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门槛回归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还表现在纠正企业内与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实证表明:(1)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微观企业层面存在“倒N形”关系;在宏观省级层面存在“U形”关系.(2)适度的环境规制有利于高生产率企业贡献更多产出份额,获得更多的资本份额,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但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3)低强度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与企业间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负向影响;适度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内贡献、企业间贡献、企业进入贡献与企业退出贡献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正向影响.所以适度的环境规制设计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限制落后产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淘汰停滞不前的低生产率企业,为高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员工绩效提升的机制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提升员工绩效的内在需求、动力和活力源泉。根据"刺激——反应"理论,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绩效影响的反应过程可概括为"刺激—认知—反应—行为—结果"。而关系质量和工作投入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绩效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社会交换机制和道德感召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驱动员工绩效提升的内部驱动机制和外部推动机制,员工的内部需求驱动和外部环境推动共同作用形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员工绩效的综合机制。只有个体内部需求驱动和社会外部环境影响形成合力,它们共同作用,才能实现提升员工绩效的目标。因此,在企业员工绩效管理中,除传统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员工绩效外,还可以通过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员工组织认同感等措施来提升员工绩效。     

环境规制、政府投入和技术创新——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演化博弈的视角,构建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政府投入力度下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据此分析了环境规制、企业创新和政府投入的关系。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可以同时实现,需要的关键因素是有效的政府投入。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全国31个省市和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政府投入和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及政府投入存在创新产出弹性,即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可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建议政府根据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发展状况实行差别化的政策,并注重政策的配套实施。     

环境规制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环境规制是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结合中国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可以厘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趋势,检验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是通过提高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来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大,反之,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同时环境规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着正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要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进一步刺激和鼓励农业企业开发和引进绿色环保的生产科技,使得绿色高效的生产科技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动力;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标准,防止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加强区域间相互监督的力度,借助污染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提高各区域环境治理的协同防治力度和效率。     

环境规制有利于提高我国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总体来说,我国采取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实现保护环境和提高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赢"。但由于我国各地区工业全要素R&D效率具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从平均影响来说,环境规制具有正面影响,但对于工业全要素R&D效率不同的地区来说,影响又是有所差异的。因此,需要更多的采用激励性环境规制,推动企业主动将环保责任内化于自身发展战略之中,减少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有利于更好的提高全要素R&D效率,从而增强我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规制失灵

由于我国财政分权更多体现委任制的特征,地方政府行为以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导致地区间财政收入的竞相竞争,挤占环境规制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造成财政收入与环境规制呈反向替代关系,环境规制失灵。为减少地方政府竞相竞争带来的环境规制失灵,应将环境规制实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责任转移到较高层级的政府,并对贫困地区实施专项财政转移支付,以推动贫困地区环境规制的实施。     

绿色创新、消费者偏好与有机食品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和南京市的调研

本文以绿色创新和消费者偏好为视角,以北京市和南京市的有机食品消费者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有机食品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绿色营销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绿色生产创新与环境绩效正相关,两类创新与社会绩效均有正相关关系,消费者偏好在绿色创新与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有机食品企业应在满足消费者健康、环保需求的同时,适当关注消费者的声望需求。     

企业环境管理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

环境管理与企业的经营绩效息息相关.环境管理是企业对所有环境措施的总称,它涵盖了企业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所有最优的操作方法,包括企业对其环境影响、环境风险、环境绩效和环境机遇的管理.良好的环境管理会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投资者完全可以通过对具有良好环境管理绩效从而具有良好财务绩效的企业进行投资并进而获取投资回报.环境管理对企业来说,决不是一种负担,企业完全可以从执行环境管理中获得收益,并使之成为一种竟争力.     

国内环境规制对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1995—2009年分行业面板数据,在测算中国35个行业环境规制和垂直专业化比重的基础上,建立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国内环境规制对垂直专业化的影响。结论表明:整体而言,提升国内环境规制强度对垂直专业化水平存在抑制作用,严格的环境规制削弱了行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短期内,严格的国内环境规制将提高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投入品生产成本,促使其利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加深;长期内,严格的国内环境规制促使污染密集型行业提高生产率,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减少对国际市场中间产品的依赖,垂直专业化程度下降。清洁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对垂直专业化比重的抑制作用更大,表明对清洁型行业采取较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推动其参与产品内分工,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     

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

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配置乃至城市发展的,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污染与清洁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2）城市之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依次为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3）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基于“十一五”减排政策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说。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加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改善的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对AQI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研究首先将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非预期产出纳入环境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对我国2014—2019年省际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其次,建立了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强度。最后,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对AQI环境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就地区分布而言,AQI环境效率和环境调控强度呈现出明显的“西低东高”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这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特点是相一致的;第二,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我国各省之间存在较强的AQI环境效率的正空间溢出。第三,环境规制强度与AQI环境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东部、中部地区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行阶段,西部地区处于倒“U”型曲线的上行阶段。本研究丰富了环境效率的研究体系,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提高环境效率的政策建议,为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智能服务、生产要素替代机制与绿色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制造业969家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究智能服务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智能服务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成功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内生驱动力。从路径机制来看,智能服务能通过技术要素和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有效替代,从源头上促进企业绿色转型。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受数据要素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影响,新基建对智能服务绿色转型效应发挥具有重要作用。以上结论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政策重点是,围绕发展智能服务,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和配套机制,通过新基建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外溢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