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马痴第一人”

作为南京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人”。吴有红的名气不只在于他创下了数个第一，还在于他爱马、养马、经营马场生意所赢来的“马痴第一人”的美誉。     

孟子哲学思想十题(下)

养气 孟子讲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话,也被一些论者认定为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其实,这顶帽子并不恰当。且看原文: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楚国的发展进程及其外交策略

楚国是从商代至战国时期的南方大国,国祚绵长,疆域广阔,兵力强盛,历久不衰。其原因何在?现试对楚国发展的阶段及其外交策略进行一些初步探讨。楚国发展的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奠基阶段:(时间约从熊渠(元前880年)至楚文王都郢(公元前680年)。西周后期,周王朝分封“汉阳诸姬”,     

楚国君王对楚国兴衰存亡的作用概论

从对楚国兴衰存亡所起作用看,楚国八百年中的四十二个君王总体而言大致分为三种情况：有十二位推动楚国向前发展,使楚国先后成为南迁之地荆山的大国强国、汉东霸主、“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对楚国发展强盛作出很大或较大贡献;有二十四位楚君楚王表现平庸,在位期间基本维持其前任或前几任的现状,楚国既没更大发展,也没更为衰落,他们对楚国既没作出多大贡献,也没更严重地损害楚国;有六位楚王导致楚国被动挨打、衰落乃至于灭亡,损害甚至严重地损害了楚国。     

论古代档案工作发展缓慢的文化因素

我国古代的档案工作源远流长,这是有口皆碑的。然而,它发展速度缓慢以至造成近现代挡案工作某些方面的积重难返,也是档案界有目共睹的事实。究其根源,许多人曾认为: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太久的缘故。本文则打算从文化的角度另作一番探究。一、档案工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视角探讨档案工作,其前提必须回答档案工作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什么?在西方《大英百科全书》(1973—1974)赞同将文化概念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的定义,文化就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二是“多元的相对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持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知     

《九歌》源流考略

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丸歌》之曲。”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当时的楚国只有“南郢之邑”的沅湘才有《九歌》那样的巫风和祭歌。这并不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民俗民风和《九歌》本身内容所暗示给我们的事实,兹作如下辩析。 (一)《九歌》反映了整个楚国甚至中原都有的风俗     

从蔡、郑“惧楚”看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

历来认为,春秋时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始于《左传》庄公六年所记“楚文王伐申”。但在《春秋》、《左传》中楚国还未出场的时候,《左传》桓公二年却有这样一条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此事来得极为突兀,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不解。 按桓公二年为郑庄公三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一○年。从《史记·楚世家》所记来看,截至此年,楚国基本上是僻在汉水以西、以南的荆山一隅,楚势尚未超出汉东、汉北,更无楚军涉足中土的事实。楚人凭什么构成了对蔡、郑的威胁呢?而且,郑庄公     

扬弃“积淀”的历程:高尔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新潮

扬弃“积淀”是高尔泰及其所代表的中国现代美学流派区别于其他“主体性美学”或“实践美学”派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从对主体及其个体主体性的肯定至“积淀”的扬弃，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和复杂的过程：潜在———酝生———形成———发展———高潮———完善———影响———余波。这一艰难的历程有着难以尽述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意义。对这一个“过程”的描述与评述，将有助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研究———揭示中国现代美学新潮的历史轨迹；开拓当代中国美学同一流派内部的“史学”研究；进一步认识高尔泰及其同仁扬弃“积淀”的艰难历程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从睡简《日书·马裸篇》看非子始封秦亭

非子因善养马而被封邑于“秦”并续赢氏祀,开始“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如何养马,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日书》之《马襟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及其经验累积。《马襟篇》所展现的秦人“善息马”实绩,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早期秦人的“息马”传统和文化在时代上一定是跨越了非子邑秦之前的赢姓和其之后的秦赢时期,直至秦人翻越陇坂,跃马东向,图举霸业。从《马襟篇》文献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早期秦人通过代代努力实践与探索,掌握了养好马的基本规律,为其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社会和物质的基础。     

增长理论及其发展

增长理论并不是发轫于我在1956年和1957年所发表的文章。它可能起源于“国富论”,也许还有更早的先驱。但比较中肯地说,50年代我才沿着啥罗德(R.Harrod),多马(E.Domar)和刘易斯(L.Lewis)所留下的略为不同的脚印进行探索。哈罗德和多马似乎回答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时候经济有可能以稳定的速度持续增长?他们分别通过明显不同的途径共同得出一个经典的     

试论楚国衰亡的一个原因——摒弃人才

清代名儒崔东壁曾说:楚国所以能从弱到强,是“犹能用贤故也”,“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但这仅是楚国历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楚国所以最后衰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用贤故也。     

节制与自知 ——论《卡尔弥德篇》中的sōphrosunē

摘 要: 《卡尔弥德篇》最令人惊异之处就在于，这部对话的最大篇幅及其思想重心居然都落在对于知识问题的探讨上。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知识论”呢?这种知识有益吗?为什么对于节制这个单一美德的探讨要落脚在这种“知识论”上呢?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一种解答。我们认为，《卡尔弥德篇》中的节制论所最终导向的“知识论”乃是一种包括“知之之知”和“不知之知”在内的完整的哲学式自我认知，其目的是为了表明节制的自知及其审查性功能。苏格拉底反复用这种察己察人的节制警诫未来的僭主格里底亚要懂得谦敬知耻和自我克制。 关键词: 柏拉图;《卡尔弥德篇》;节制;自知;知识     

范蠡

<正>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三户人(今南阳县三十里屯),生卒年月不祥,约略与孔子同时。出身于布衣之家。然而他却有着不负世俗的远见卓识,“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故“时人尽以为狂”。 当时文种为宛令,在访贤寻能时遇到范蠡,知其有匡世之才,遂结为莫逆之交。我国历史正处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大变革时期,各国纷纷争霸逞强。然而当时楚昭王当权,没有大的作为,很多能人志士都不被起用,范蠡便产生东去助越,以越制吴,使生养自己的楚国消除东顾之忧的主意。他将这一想法对文种说后,文种遂“捐起官位,相要而往。”     

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

非子邑秦是秦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早秦研究中占有显要地位.非子邑秦的主因是非子善养马而被周孝王封“秦”,并续赢氏祀,开始了“秦赢”时代.但早期秦人有着怎样的养马实践和认识,史载语焉不详.睡简《日书·马禖篇》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早期秦人的养马观念及经验累积,实际是以西汉水——渭河牛头河流域一个特殊的区域为地缘背景,展示了早秦独有的畜牧才干.从《马禖篇》可以探究非子封于秦亭的必然因素,从而以另一个视角发现秦人由弱渐强、最终登上历史舞台并盛演一时的端倪.     

在教学中大力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马克思在一次回答女儿燕妮和劳拉提出的“你所中意的口号是什么”时说,“对于万物都怀疑。”这话启示我们在教学中应强化疑质意识,大力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疑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问一个“为什么”。作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活动,这是十分自然的现象。人们获取知识、掌握本领、增长才干,总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认识客观来说,认识是不能穷尽的,疑问自然会产生,从认识主体看,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因而主客观总是处在不断的矛盾中,即知与不知的矛盾,所以必然会出现许多疑问来。     

为什么所知不仅仅是事实、知不仅仅是实知——所知学释疑之二：答张帆先生

虽然实知对想知、所实知对所想知具有优先性,但不能因此认为所知仅仅是事实,不能把“所可能知道的”、“语词与非陈述语句所表达的”、“所相信的”排除在所知之外。     

屈原不是法家

《西川大学学报》在一九七五年第一期上,对屈原的评价问题展开的讨论,引起了广大工农兵读者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的充分注意。这个讨论是极其必要的和认真负责的。本文试图就这期《学报》刊载的对屈原评价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在商榷中涉及的几个突出问题,提出几点肤浅的意见: 在屈原诗承中表现的究竟是法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 屈原是“想让楚国担任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还是企图让楚国阻挡泰国对中国的统一? 屈原的《天问》一诗是否是对儒家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否定”?     

刘备“借”荆州漫论

“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歇后语,可谓妇孺尽知,勿需阐释。但刘备何以要“借”,何以是“借”,如何“借”,既为借又何以借而不还?等等。就这些问题作些思考,似乎能成为我们观照《三国演义》的一个特定的视角。     

包山楚简中的宛郡

包山楚简中的“子公”的“”应读为从“”从“”之字,即古书中的“宛”字。“子公”的身份是宛郡长官,他所代表的宛郡是我们在出土资料中看到的第一个楚国的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