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宾格勒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认为中国哲学的真理不只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他致力于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发现“远超过孔子所能理解的更为深奥的东西”,认为《尚书》和《诗经》中蕴涵着古希腊英雄时代的精神和西方中世纪的贵族精神。他别出心裁地认为孔子不仅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是“同时代”人,而且与伏尔泰、莱辛也是“同时代”人,并且把中国哲学的不同流派与他所谓“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了比较。着眼于西方哲学的重心从认识问题到人生问题的转向,他特别心仪中国哲学注重实践性的优点,认为这一优点可以弥补西方哲学的不足。他的主要失误在于夸大了德国哲学和文化的优越性。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积淀与中介

中国哲学界在八十年代初,也开始了一场“哥白尼式”的转变,哲学家的视野逐渐地从客体转向主体。引起这一转变的客观动因是历史的转折和时代的需要,而在理论上充当这一转折的先导和推力的,则是李泽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和《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一文,就是这一转变的关节点。主体性热、实践唯物主义热、皮亚杰热、文化热,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这一转变的扩展和深化。李泽厚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转折的标志,是因为他提出了“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中国哲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问题。数十年来,国内哲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但对人自身却不关心,所以,“主体性论纲”一出,便震动了整个哲学界。     

从思想转向、返本开新到多样化和个性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年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的30年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30年。中国马克恩主义哲学研究的这30年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想转向”，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这个阶段总的来说，是对极左思潮的一次彻底的清理。第二个阶段是“返本开新”阶段，主要是哲学界通过完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而“回到马克思”，重新厘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逻辑和学术传承方向。第三个阶段是“多样化和个性化”阶段，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都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一些交叉学科比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新兴学科蓬勃发展。     

历史·现实·未来——“回顾与展望: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会综述

为进一步繁荣和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与《学术月刊》社于1995年12月1日在东方管理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回顾与展望: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会。在沪的二十几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回顾、新时期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及面向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对人文学术行政化之批评

《人文杂志》创刊50周年了。创刊命名者不大可能依据20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在汉语学术界兴起的“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或“人文科学”(the humansciences)观念,也不会预见到世纪之交人文精神思潮对于中国现代化行程的独特重大意义。刊物标举“人文”,可能是心仪“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境界。这“轴心期”(Axial Period)的古典境界今天依然为现代人文精神难以企及。从一定角度讲,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已越发困窘了。一个违背人文学术本性而日渐强化的格局是行政化。所谓行政化,是指学者的研究方向志趣、学术选题、出…     

后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产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吴虞等人的激烈反传统主义所作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应。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作为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在三、四十年代,冯友兰、贺麟、     

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关于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很快对史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90年代后期,后现代历史哲学开始传入中国,受到了我国史学界、哲学界和文学批评界的共同关注。最近几年,学者们针对后现代历史哲学中有关“语言学转向”、历史叙述、历史客观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该文是国内有关这几个问题的研究综述。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锲而不舍 呕心沥血——陈锡祺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读后

捧读陈锡祺教授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不禁感念百端。作为及门和私淑弟子,我们认识和受教于陈先生已近三十年。在我们心目中,他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楷模:既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孙中山研究的学者,又是激励后进、诲人不倦的长者。他为事业献出了全部的精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从五十年代起,陈先生就献身于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工作。此后,一直锲而不舍。他所选择的课题的重大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本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的研究历程却很不平坦。正是使陈先生开始受到赞誉的第一部著作《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问世之时,“左”的思潮就向知识分子袭来。而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老专家,更是难以摆脱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嫌疑。陈先生因而挨过“莫须有”的批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哲学观

什么是哲学 ?这是冯友兰先生自步入神圣的哲学殿堂以后一直思考的问题。从 2 0世纪 2 0年代到80年代 ,冯友兰在不同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哲学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定义。 2 0年代的《人生哲学》 :“哲学者 ,求好之学也。”① 30～ 4 0年代的《新理学》 :“哲学乃自纯思的观点 ,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 ,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②;《新知言》 :“哲学是对于人生底 ,有系统底 ,反思底 ,思想”③;《中国哲学简史》 :“哲学 ,特别是形上学 ,是一门这样的知识 ,在其发展中 ,最终成为‘不知之知’”④ 。 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皮尔士与逻辑学精神

2004年5月,《社会科学论坛》特别推出张建军教授与张斌峰教授的笔谈文章《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以纪念“五四”85周年。文中对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给予了独特而深刻的分析,并在最后指出了多被大家遗忘但却意义重大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现代著名学术大师金岳霖先生当年之所以从政治学转向逻辑学研究,正是认识到了社会政治进步强烈呼唤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并培育了一批有较高素养的逻辑学和哲学专门人才,国内学界因此尊称他为“金逻辑”。这使笔者联想到了…     

性爱思潮与现代中国启蒙的崛起

本文从性爱思潮的角度考察了现代中国启蒙的崛起过程,并揭示了现代性爱思潮与启蒙思潮的动态关系。作者认为,性爱思潮的兴起是“五四”现代启蒙最重要的原动力,其中所蕴含的个体主体性则构成了现代性爱的启蒙哲学指向。性道德的现代转型指向了人的深层价值秩序的改造,它标志着“五四”启蒙哲学的深层结构的形成。这种深度启蒙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实践中遭遇到道德两难的困境。灵肉一致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引发了启蒙思潮向“左”的转向,另一方面也构筑了20世纪20年代性爱思想永远令人感动的人性风景。     

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解释学转向

在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过程中 ,在总体上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 ,这种转向在目标上从“本真的马克思”诉求转向诠释学的历史视域融合 ,在成果形式上从集体无意识转向个人话语 ,也因此在学术规范上对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要求。通过这种转向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将逐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诉求。     

在综合创新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记方克立教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

方克立教授是 2 0世纪中后期以来一直活跃在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早在 6 0年代初 ,初涉学坛的方先生就在与李景春先生、冯友兰先生的学术讨论中崭露头角。 80年代初 ,他又与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等学者一起在国内首先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 ,并撰著和出版了“文革”后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在 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中 ,方克立教授成为大陆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进入新世纪 ,全球化时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走向问题又成为方先生…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中国诗学》十年

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不仅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多元化 ,学术观念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的态势当然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的后现代思潮来解释 ,但我更倾向于认为 ,是多元化的出版方式使学术观念的多元并存成了可能。 1 994年王德胜在《东方》第 5期上发表《“民间的”学术景观——— 90年代大陆“学刊现象”》一文 ,劈头就说 :这是一个令人相当费解的现象 :正当大陆学术界纷纷抱怨和叹息学术研究不大景气 ,学术著作出版愈加困难的时候 ,长江南北 ,从向来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 ,到人文风气久积不…     

改革的特性及其成因意义

学术 批评贵在 “直”“诚”,若 落于“蹊跷”,则不免使人觉得味同嚼蜡,如坠五里雾中。 我 在《学术 界》 2003年 第6期 发表《“前 哲学概念 ”的“气 论哲学研 究”》,对曾振宇著《中国气论 哲学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提出批评,认为 作 者 把中 国 哲 学 的 “气 ”以 及 “道 ”“理”“天”“心”等主干范畴都归于“前哲学 概念”,从 而否认“中国有哲 学”,这不仅与其书名的“气论哲学研究”自相矛盾,而且其对中、西哲学概念的了解和使用也是一知半解、粗疏、混淆的;更应批评 者,是作 者无视、曲解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     

“学术”与“革命”的交融——李何林现代文学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之一,李何林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左翼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两个方面。他的《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仍是当今学界现代文艺思潮研究不可忽略的出发点;他的鲁迅研究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结合,堪称建国后鲁学“正统派”的代表。对李何林而言,革命经历影响学术选择,学术方法、理路体现革命信仰和斗争思维．我们要从“革命”与“学术”的交融来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