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龙泉明、汪云霞在《武汉大学学报》2 0 0 0年第 4期撰文《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对卞之琳的诗歌艺术及其独特地位作出了评价。作者认为 ,卞之琳出自 2 0世纪 30年代“现代派”营垒 ,上承新月派、象征派 ,下启九叶诗派 ,他的诗歌能融西方现代派技巧与中国古典诗歌神韵于一炉 ,尤其重视诗思的提炼和凝聚 ,追求诗歌的智性之美。通观卞之琳的诗作 ,他正是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 ,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新智慧诗。其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 ,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     

"只是诗"的诗——李健吾的纯诗批评探析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纯诗”理论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李健吾用“纯诗”观念来评价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展开了卓越的纯诗批评实践。他关于“纯诗”的论述，主要是围绕着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和魅力等方面加以展开的。这些探讨不仅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发展，就是对于当下的诗歌建设也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卞之琳诗歌的智性特征

卞之琳作为现代派诗人 ,受新月派和象征派的影响 ,并且善于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卞之琳是一个冷峻的沉思者 ,他极力避免感情的倾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 ,诗中充满着哲理和智性。他在诗中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寻梦者形象 ,映衬着那个时代的悲凉。他在诗的王国里苦心经营 ,雕玉镂金 ,营造奇特的外在形式表现智性的内在意蕴     

简论中国现代新诗创作中抒情形象与心象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象一堵壁,横立在我们面前——成功的和失败的诗人诗作一样地俯拾皆是:郭沫若坦呈着迷狂的心浪直抒胸臆,为“五四”新诗发现了自我和世界,他以后无数的自语者和狂妄者却在自我和世界中变成了迷途的羔羊;戴望舒诗歌的象征品格倾倒过相当多的读者,而步其后尘的伪象征派诗人诗作却让读者备偿生涩之苦而一无所     

卞之琳诗风的形成与其诗的特质论

卞之琳的诗在继承我国古诗和借鉴西洋诗的基础上形成了独自的风格 ,他和其他诗人一起推动新诗从早期的浪漫主义 ,经过象征主义 ,到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他对新诗艺术做出的贡献 ,是我国新诗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值得珍惜借鉴。     

论贺敬之的早期诗歌创作

谈起新中国的诗歌创作,就不能不提到贺敬之。我们回顾他的早期创作,探讨它的长处与短处,不仅有助于认识他诗歌创作诗艺术个性,也有助于认识新诗运动的内部规律,对当前的诗歌创作不无裨益。一贺敬之的早期诗作,主要指他在1940年到1942年之间的作品,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这样来划分诗人的创作阶段,有助于了解诗人是怎样承受时代的影响,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丰富与变换创作题材,探索与寻找适应于自己艺术个性的诗歌表现方式的。早在这以前,十五岁的贺敬之,已经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但是这些作品都难以搜寻了。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贺敬之早期诗作,是收入《并没有冬天》和《乡村的夜》两个集子的,以及少量的集外诗。     

试论"诗怪"李金发

李金发是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曾以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轰动,被称之为"诗怪".李金发从创作方法、艺术表现形式、创作题材、人生道路等四个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形成他诗歌之"怪".李金发第一个运用象征派手法从事诗歌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奠定其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     

沟通古今中外,开拓哲理新诗——论废名三十年代的新诗

废名作为诗人,在世时发表的诗作只有三十余首,且大都晦涩难懂.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醉心解读这些谜一般的诗歌,尝试找出清晰可解的线索,以重现诗人的内心世界.论者把“现代派”、西方象征主义、中国古典诗词等诗学概念放在废名身上,同时强调诗中的禅趣、哲思,甚至索性说他是独一无二的混合体.其实,这些中西古今的概念都是相通的,废名新诗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沟通了古今中外的诗学概念,开拓了中国新诗中的哲理诗.     

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的诗作

三十年代,是卞之琳新诗创作的旺盛期。除《三秋草》(1933)、《鱼目集》(1935)、《汉园集》(1936,与何其芳、李广田合集)、《慰劳信集》(1940)外,1942年出版的《十年诗草》,他自称是他三十年代的“诗总集”了,收诗仅75首,可见其选诗之谨严。他的三十年代诗,以全面抗战开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本文只就卞之琳三十年代前期(1930——1937)的新诗创作进行评述。     

出入于“象征的森林”李金发与艾青诗歌比较论

李金发与艾青是新诗史上著名的“绘画诗人”。他们先后步入“彩色的欧罗巴”,为法国象征派艺术滋润艺术彩笔,起始倾心于西欧现代派艺术而为中国现代诗歌寻路问津。这两位诗人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却不约而同的从早期的“象征的森林”走出,转而彻底的现实主义化。从对这两位诗人艺术创作道路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的考察中,认识他们成功的创造与探索的迷失,对于我们当代新诗的发展是有镜鉴意义的。     

李金发象征派爱情诗初探

中国现代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先后出版的三部诗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共收诗三百首,其中爱情诗有一半多。这些爱情诗,内容丰富,情感复杂,充满浓郁的异国气息,不乏美感,具有鲜明的象征派诗歌特色。虽少数作品思想斑驳,杂乱无章,文字生硬、怪癖,但瑕不掩瑜。李金发以象征派新诗表现爱情,当属首创,他别开生面,给后来的爱情诗创作以长远影响。     

论朱湘诗的客观抒情与象征主义倾向

朱湘是新月诗派和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的基调是浪漫主义，但含有象征主义倾向。朱湘早期的诗注重意象，揉以中国传统的“寄情于物”手法，借意象以抒情。后期则重视意象的隐喻暗示功能，意境朦胧，风格含蓄蕴藉，少数诗歌已是典型的象征派作品，表现出向象征主义归附的趋势。     

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中的黄昏意象

“黄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经典自然意象,在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20年代诗歌作品中频频出现。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各类社会运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投射在新诗作品中,便呈现出“朝阳”与“黑夜”这两大意象的对立。这种狂热的社会氛围使得因在外留学而与当时社会产生一定隔膜的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们难以彻底融入其中。“黄昏”作为白天与黑夜的过渡时间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伤感颓废色彩。这与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的情感意蕴不谋而合。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在对中国古典“黄昏”意象进行继承的同时,又吸收了西方象征主义颓废诗风,并结合个人的现代感受和人生经历对该意象进行改造。这一改造体现出当时诗人对新世纪到来的焦虑和对时间静止的渴望,“黄昏”意象也由此成为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中一种具有时间意识和现代意味的诗性载体。     

寻找春天的路标——诗集《紫金花》读后

著名诗人冯亦同的诗集《紫金花》是熔铸了诗人身处“时空”的博爱与情思、拥抱着他所萦念的“大我”与“小我”的“个性化写作”，这不仅表现在题材重大、格调高扬、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诗作上，也更多地面对生活中的“平凡”与“渺小”，指触“崇高”与“光明”之外的各个角落。他在新诗创作中十分注重形式美，提高了诗作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拓宽新诗创作思路，加强新诗形式建设，是十分有益的。     

论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上)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是一个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转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他以爱国情思为凝聚点,以追求诗美为驱动力,在新诗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如深化爱国主义主题,建立新诗的民族风格,变革新诗的艺术形式,开拓新诗的表现手法,创立中国的新诗美学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革新诗歌的价值观。闻一多充分肯定新诗的审美价值,努力将新诗“纳入艺术之轨”,对于拔正新诗的“迷途”,探索新诗的“前途”,使之得以健康发展,无疑发生了至今仍然令人瞩目的深远影响。     

勃洛克与戴望舒

勃洛克(1880—1921)是本世纪初俄国最有才华的诗人,俄国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马雅可夫斯基说,他“作为最享盛名的象征主义大师给整个现代诗歌以巨大影响”,他的创作代表了俄国“整整一个诗的时代。”(《俄苏文学评论集》)327页,莫斯科版)戴望舒是我国三十年代“诗坛的领袖”,他“提倡象征派诗”,(《现代文学讲演集》365页)当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这两位诗人的作品都以美著     

简论象征诗派

五四以来的白话新诗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吸取古典诗词的艺术营养外,更主要的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外国诗的影响,加之诗人不同的审美情趣,思想倾向,形成了各种风格流派。象征诗派,就是其中一个新诗流派。象征诗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诗歌流派。就象西方现代派艺术一样,它的优点和缺陷都同样令人注目。因此,二十年代中期它诞生之时,就曾经在批评界引起过一场争论。人们对它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而在以后的年代里,对它的评价就基本上是否定的。一些文学史和评论文章对它或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或是不加分析,只看到象征派诗的消极颓废,晦涩难懂的一面,简单地得出了它是“新诗发展中一般逆流”①的结论,认     

中韩诗歌的手工艺术美探究——以卞之琳和郑芝溶的诗为例

诗歌的手工艺术是诗人头脑、知性和感性三合一的结晶。强调知性并统一感性的主知主义在诗歌创作中尤为重视技巧的作用。卞之琳和郑芝溶作为中韩各具特色的主知派代表人物因曾受英美现代主义,尤其是T.S.艾略特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如复合意象的理性塑造,生活用语的诗化表现及诗歌结构的稳健革新等。卞之琳和郑芝溶诗歌创作技巧体现了两人共同的创作理念。     

诗艺的讲究：卞之琳论诗断简考释

文章对卞之琳在20世纪40年代在《燕京新闻》发表过两封论诗的书简及发表的情况略作钩沉,并对书简中所谈及的卞之琳译介里尔克、霍斯曼诗作的情况略作说明,由此对卞之琳围绕刘芃如所译霍斯曼诗作的音韵问题以及另一位收信人所问及的写诗的素养等问题,就诗的音乐性及诗的格律、读诗的方法等问题所做的表述加以分析,力求揭示其讲究诗艺的艺术追求背后,试图通过译诗来为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写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并以格律的创建来推动中国现代白话新诗的发展这一持久的诗学理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